2010年6月
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当时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刚刚接替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成为美国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因为“判断失误”而被总统公开解职，一如当年在朝鲜战争中因与杜鲁门总统意见不合而遭撤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里多数高级将领都知道，在2005年至2006年期间，彼得雷乌斯将军将我这名当时正身为美国正规军的陆军少校特派到伊拉克任职。很多人也知道，在那之后我还一直与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着联系。所以，当他即将应邀到访明尼苏达时，我的战友们都半开玩笑地说，他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结果是，彼得雷乌斯将军没有给我打电话，而是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说，希望我能加入他在阿富汗的军事智囊团，与阿富汗议会的最高层一同开展特别任务。
彼得雷乌斯将军派出他两个下属中的一个来当说客。于是，12个小时之后，当我正因为早高峰堵在35号州际公路上的时候，我意外地接到了一通电话。
“马克，我是考德威尔中将。”——这可是三颗星的级别——“我是从阿富汗打给你的，你现在方便讲话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经验告诉我，这个人说话的用词和语调说明他是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贴身参谋，两人关系应该很好。他说：“能得到彼得雷乌斯将军的邀请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赶快接受了吧。”
他问我为何能得到这么高的赏识，为什么能与伊拉克的高层领导人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如何与我服役期间对接的伊拉克国防总参谋长巴巴可·扎巴里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的回答听起来是故作谦虚，但事实就是这样——投入大量的精力，懂得基本的社交礼仪，同时学习这位伊拉克将军的母语，库尔德语。考德威尔中将似乎并不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过他只说了一句：“好吧，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思绪万千。一方面，我得马上离开你们，前往战区，一年都不能相见。想到这里，我就伤心焦虑。而另一方面，军人就是为战斗而生，距离我上次参战已经整整五年了，而且此次任命对任何级别的军人来说都是一次职业上的飞跃。
一开始，我担心我的调离会惹怒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领导层，因为他们清楚，并不是只有我才能胜任这个职位，而且他们还得找人接替我。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明尼苏达陆军副官长拉里·舍利图少将一收到考德威尔中将的邮件就将其转发于我：
马克在伊拉克服役期间，作为伊拉克国防总参谋长的军事助理，表现非常出色。基于他的经验以及有目共睹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他能担任即将上任的阿富汗内政部部长贝斯米拉·穆罕默迪的军事助理。马克能够非常巧妙地处理此类非常规任务，其独特的技巧和出众的能力将成为我们驻阿富汗军事智囊团的有力支撑。目前，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已进入了关键时期，马克的加入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优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和彼得雷乌斯将军都非常希望马克能够加入我们……我们知道，批准马克的调离将会造成您这边的职位空缺，所以如果能得到您的配合，我们将深表感激。
舍利图少将立即批准了这个请求。事实上，一周之内，他就批准我直接晋升为陆军中校。
家里的气氛依然很平静，但是对于即将出征的我来说，这种平静却不同于以往。克莉丝汀（在这整本书的叙述当中，我将称你们的母亲为克莉丝汀）冷静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她的情绪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克莉丝汀已经习惯了军人家庭这种身不由己的生活，不过这一次——我军旅生涯当中的第一次——在我出征的时候，她正好就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她身在娘家，明尼苏达州。
她姐姐住在离我们两英里的地方，她父母住在离我们十五英里的地方，开车到这两家都用不上一个小时。她也知道，我这次出征她不用再像之前那样担心因为我被任命新的职位而又搬一次家。
我获得了晋升，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涉外军事职位。在这么多年身不由己的军人家庭生活中，克莉丝汀第一次对我的任命安排感到满意。而对于你们来说，我的孩子们，你们也能够第一次与外祖母以及姨妈家亲密地相处。
那个时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
剩下的唯一一个障碍来自于我自身。尽管已经通过了派遣之前的体检，但是我还是想来一次更彻底的身体检查。三年前，我被查出患有出血性溃疡。这可不是一般性的溃疡，我经历了两次小肠大出血，其中第一次差一点让我送了命。
也许你们还记得，2007年的感恩节那天，餐桌上没有我的身影，因为当时我正在七个州之外的医院里接受治疗；也许你们还记得2009年马修13岁生日刚过，我就离家入院治疗，一直过了18个月，溃疡出血才被慢慢止住。
经验告诉我，我的病情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不难想象，如果我在阿富汗某个偏远地区执行任务时突然大出血，后果会如何。
尽管这些听起来都很吓人，我却总是不以为然。两位肠胃科专家都说我的病并不会危及生命，在生活中有上千人都有过这样的病症。两位专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溃疡，我也没理由去怀疑他们的诊断。不久之前，我还把16码长的覆盖物搬进了后院（我得承认，马修帮了我一把），而且每周会跑三个两英里。我的确感到累，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细菌性感染或肠壁附近有囊肿而已。
一周之后，我去看了这么多年我的第三位肠胃科专家——杰克·马特洛克医生。他说，之前两位医生对溃疡的诊断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症状需要使用内窥镜（一种从咽喉伸入胃部的灯光显示镜）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我之前已经接受过两次那种检查了，所以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检查结束之后，马特洛克医生走进我的病房，表情有点严肃。他说，他在我的十二指肠（连接胃的一段小肠）部位发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病变区域。与一年前诊断出溃疡时相比，病变区域已经扩大了10倍。他还告诉我说，正常情况下，血液中铁的指数应该是100到300之间，而我的只有2。
我并不需要他对这些数字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仍然觉得，我的病只要输点血，用点抗生素或者经过烧灼治疗就能治好。他安排我去做CT扫描。
我和克莉丝汀第二天去取扫描结果。在等候室我们紧张地聊了几句。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我被派往阿富汗的日期马上就到了，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位新上任的阿富汗内政部部长。
马特洛克医生走了进来，迅速地坐了下来。他面无表情，马上就切入了正题。他用非常同情的声音轻轻地说道：“马克，很遗憾，是个不好的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这不是溃疡，你得的是癌症。”
这句话似乎是以慢镜头的形式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场面特别不真实，就像是在演电影，而我只是影片里的一个角色而已。我想要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CT扫描片子却把我拉回了现实。
“这儿的整个区域，就是胃与小肠的连接部分，”他指着十二指肠、胰腺、连接导管以及周围的淋巴结，“已经无法与周围的组织区分开来了。”巨大的肿块已经覆盖了大约75%的肝部——大大小小约有15个肿瘤。肝左叶上的肿瘤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肝右叶上的肿瘤有硬币那么大。
医生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一两分钟之后，当他看到克莉丝汀脸上的表情时，他停了下来。我看了看医生，也明白他为什么沉默了。直到今天，我每一次想起克莉丝汀当时脸上的表情，都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她就像一个完全被吓坏了的10岁小女孩。她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僵直，睁大眼睛，泪如泉涌。她嚅动双唇，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问马特洛克医生：“我们的儿子就要失去他们的父亲了吗？”医生没有回答。她又转向我，盯着我的双眼，用同样的声音哽咽地说：“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慢慢变老的。”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停地用坚定的语气安慰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天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我被震惊了，但意识尚还清醒。当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军队里常说的一句话：“来自前线的第一条消息往往是错的。”实际情况更好或者更糟，但这第一条消息往往是错的。我想我们需要弄清楚状况，而不是一味地悲伤。
接着，马特洛克医生同情地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恐怕，你不能去阿富汗赴任了。”
求您别开玩笑了，医生，别开玩笑了。
马特洛克医生建议我去罗切斯特市的梅奥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所医院。但是这个计划行不通，因为梅奥医院不在我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内。我跟克莉丝汀说，我们回家再慢慢商量。
我们两人是分别开车到医院来的，因为克莉丝汀要上班，她直接从办公室开车过来。她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一个人开车回家，我很担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现在这样崩溃。
我走进家门，准备接受她交织着悲伤、愤怒、困惑与恐惧的号啕大哭。可是我错了，通常脾气温和、柔声细语的克莉丝汀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停地打电话。在这15分钟的车程中，她已经把两天之后在梅奥医院进行的一系列检查——肠胃科、肿瘤科以及外科——都预约好了。
“我们不能等军队医疗保险（负责我们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了。”她语气坚定地说，这种语调让我明白，她知道我可能会反对。我问她在没有正式确诊书和转诊单的情况下，她是怎么预约到的。
“我不接受拒绝。”
我为之一震，这就是军人的妻子，是上帝的赐予。这也是我见过的在恐惧面前释放出的最大的勇气与力量。
力量。懦弱。勇敢。恐惧。
有时我会想，我们是否都忽视了这些词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恐惧是件丢人的事情。这是误导。恐惧是正常的，恐惧让我们真正地活着。当我在空军院校学着从飞机上跳下来，从飞行中的直升机上顺着绳子爬下来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跟那些装作毫不害怕的伞兵坐在一起。
勇敢，并不是逃避恐惧或者想办法忽视恐惧，而是思考如何面对恐惧。面对恐惧就意味着你要将自己身处的形势考虑周全——所有优势和劣势——想清楚如何来处理。其他的任何行为都只是投降的表现。
力量，是行动起来，即使你有一百个拒绝行动的理由。你们的母亲在那段困难的时期，每天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她能感受到自己的恐惧，万分的恐惧。尽管她对命运的安排感到非常悲伤，她却一直都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关爱我们这个家。
当你们的生活中也出现这样的时刻时，你们会怎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