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在坎坷的青年时代经历了家人酗酒、毒品、犯罪以及家庭动荡。在他5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在他12岁的时候，他41岁的父亲因为过度饮酒而死。随后他母亲改嫁，但在他刚满16岁的时候又再次离婚。吉姆高中辍学，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小混混。要不是保拉——他当时的女朋友，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他会跑去抢劫，然后像他的朋友们一样被抓起来了。
在辍学一年的时候，仍然不知道生活该何去何从的吉姆遇到了一位军队招募官。但是军队不收辍学学生。于是吉姆带着一种新的生活目标和努力的方向，抛弃了之前那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重新回到了学校。他学习非常努力，后来竟然赶上了之前落下的一年的功课，按时毕业。
吉姆以前或许是个新泽西的小混混，但是他却是我见过的最有能力的军人。光是这种前后对比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他总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又不是强迫别人认可的那种决定。他总是说，展现你的能力，坚持自己是正确的，这并不是一个缺点，而是自己能力的体现，只有那些懒惰、可疑、无能的人才会反感这种做法。吉姆是第一个教会我这一点的人。
对于那些想要对吉姆的做事动机进行心理分析的人来说，日子可不好过。而我呢，就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跟着大师一样跟着他。而吉姆则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我因为爬窗户闯进克雷默一家而被通报批评，如果当时吉姆也在的话，他肯定是我最坚定的维护者。
“我觉得，面对一种恶化的局势，你没有袖手旁观，这是值得称赞的。你发现了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不过，下次可别爬窗户进去，因为很可能里面有人会拿球棒打你脑袋。”
我们俩经常和他的两个儿子，吉米和杰弗里，观看世界摔跤联盟的角力赛。除此之外，他教导我如何带兵。那么多年来，我发现他在教育儿子，以及带兵的过程中，都是柔中带刚，既有威严又不失亲近，而这丝毫没有削弱他作为父亲或者领导的地位。
他还帮助我认清自己的职责。“我不相信‘军士’那一套。”他常常会说，意指只能由中士来负责的那些工作，“有些事情需要军士来负责，有些事情需要军官来负责，这是任何合作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如果一个军官必须负责一项通常要由军士来完成的工作，那么就是我的失职，我不能责备那位军官。”
后来吉姆离开了亚拉巴马州去了德国，我们整整有四年都没有见面。这四年里我们通过发邮件和打电话保持联系。他也在这四年里晋升至宪兵陆战队的最高级别（团军士指挥官），最后我们又一起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
尽管如今他位高权重，但是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还像以前一样亲密。我们俩常常晚上在后院聊带兵，聊他在新泽西州多彩的成长经历，往往一聊就是四个多小时。
我发现，虽然他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他从不惧怕承认错误，也常常会自嘲。当时，上网都是通过拨号上网连接的。有一次他叫我去他家帮忙把网络连接上。
“你的话筒接口呢？”我问。
“为什么还要用话筒接口？”他故意用生气的语气说道。
然后我们都笑了，我告诉他说：“不然呢，你以为网络信号就直接从墙里跳出来，飞进你的电脑里？”他当时就自嘲了一通，现在也会如此。
吉姆也会主动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在我们得知我要被调到华盛顿之前，吉姆来问我如何卖掉他们的房子，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没有找中介就把我们在弗吉尼亚州的房子卖掉了。
他在十年前花130000美元买下了那栋房子，最近的7年一直都租出去了，而且是同一家住户。吉姆觉得可以给这家住户一个人情，直接把房子连同他在这栋房子上110000美元的贷款都转给这家人，同时也省去了中介费以及讨价还价的麻烦。
我反对他这种做法。“你这样想，”我对他说，“假设这栋房子现在还只值130000美元——而很可能已经不止这些了——你是倒贴给这家人20000美元，让人家买你的房子。”后来他自己也弄明白了那栋房子的实际价值，才意识到自己当初是多么“慷慨”。
这件事情让我更对吉姆的为人有了进一步了解。在他小时候，他的单亲母亲为了养活他和他的哥哥，要同时打三份工。他和他的妻子保拉当时也并没有赚到很多钱。我回家之后把吉姆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告诉了克莉丝汀。这件事让我想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
大约一周之后，吉姆打电话给我。“老兄，说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他说，“那栋房子值180000美元——现价！”
我笑了起来，提醒他说，如果照他之前的决定来算的话，他就要白白送给那家住户70000美元。“那家人真的有那么好吗？”我开玩笑地问他。
不过，他最后还是把价格定为150000美元。他给出了30000美元的优惠，这已经让人很吃惊了，而更让人惊讶的是，那家住户竟然拒绝了这个提议。
“听着，军士长，”我告诉他说，“如果那帮笨蛋不买的话，我希望你能以同样的价格卖给我，因为即使房子有点问题，但这是我这辈子听说过的最慷慨的事情。”我们连房子都没有看就买了下来，然后花光了所有的抵押款来装修这栋房子。
四年之后，当我们又得搬家的时候，房地产市场非常不景气。一个房地产中介得知我们想自己把房子卖掉的时候，嘲笑我们说：“在眼下这个市场上，不通过中介，你们绝对没法卖出去。”
结果不到两周的时间，我们就把它卖了出去。怎么办到的？
我们像吉姆和保拉那样，以低于市场价20000美元的价格卖了出去。而我们赚到的钱跟通过中介卖掉房子能赚到的数目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份慷慨传递了下去。（我还跑回去找那个中介，同样嘲笑了他一番。）
这就是那个大嗓门、大大咧咧的新泽西男人教会我的。同时，他还教会我的就是，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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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第一次认识到，在政治当中，谦逊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那一年，军队送我到乔治城大学政策管理专业进行一年的全日制学习。
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甚至还可以帮助某个竞选者组织竞选活动，但是军人不允许着军装参加这些活动。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容易一点的方法就是服从那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军官应该要了解政治，但是不能有党派意识。
我可以做到没有党派意识，但是我对政治却并不了解。因此，就像沙特阿拉伯的那段经历深化了我的宗教认识一样，在华盛顿以及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意识。
我们学习“决策”时学到的第一点就是，不存在完美的解决办法——永远都不存在。对一个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政治决策并不是要找到最好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而是找到反对意见最少的那一个解决办法。
归根结底，我们采取的政策或实施的计划都是最可行，而不是最优的；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不是最完美的；是最能让人忍受的，而不是最想要的；是最实际的，而不是最理想化的。没有人能真正得到自己想要的。以前一直是这样，以后还会一直是这样。
在那一整年的学习当中，我亲身感受了谈判的规则和要领。即使是资历最浅的政治家都明白，有时候他们需要“放弃”一些选票（甚至是降低标准）来保证全局目标的实现。我认识到，这种时候的妥协已经不仅仅是种美德了，而是一种需要。
也许，对于已经33岁的我来说，这些事情本不应该让我感到如此惊讶，但我确实是被震惊了。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比那些要容易多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一些博学者之间的辩论让我受益匪浅，比如政治理念完全对立的大卫·布鲁克斯和E. J. 迪翁两人之间的辩论。我从他们的讨论中发现，一个人可以在坚持自己政治信仰的同时，适当地做出妥协。效仿他们，我也时常会发起一场牛津式的辩论。
我还学到了，不要理会那些言辞激烈、咄咄逼人，把语言当作攻击武器的学者。
当然，关于政治学，我学到的还有很多。接受政治与法律永远都不是完美的这个事实，是帮助我认清复杂局面的最重要的一点。
我发现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婚姻很像：为了能坚持下去，必须要压住火气，不要随便开战，不要侮辱对方，不说绝对的话。可以有些善意的谎言，最重要的是妥协，妥协，再妥协。
就像每一段婚姻都不想以离婚收场一样，对一个人口需求多样化但又需要做出决策的国家来说，永久的战斗或陷入瘫痪都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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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月，有小道消息称，当时的陆军中将彼得雷乌斯将军正在为联合参谋部物色一位陆军少校。伊拉克政府已经选举出他们自己的国防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军队将领。这个人就是巴巴可·扎巴里将军，彼得雷乌斯将军想要选派一位美国军官担任此人的军事助理，以便顺利交接。
军队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主动将自己的简历递交了上去，以期得到这个职位。接着我们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履历被送到彼得雷乌斯将军在伊拉克的总部。大约一个月之后，我的上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然后给我看彼得雷乌斯将军给他写的一封邮件：
……（马克）的优势很突出，这是一次非常规性任务，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和突发性事件，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请让他抵达伊拉克之后来见我。
尽管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我还是很想知道此次任职将会对我的家人有什么影响。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我的工作地点是哪里？
我最终在伊拉克见到了彼得雷乌斯将军，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之前所说的“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见面不到五分钟，他就坦言说，自己并不确定我具体要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之前并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他只给我提供一些基本的指导，但是与巴巴可将军建立一种良好的私人关系还要靠我自己。
我的职责包括让巴巴可将军了解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是如何组织运行的，与联军（以及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24小时的沟通，协助安排出行（因为大部分出行都是联军方面提供），同时担任巴巴可将军的私人助理。
作为联军一方，我起初觉得很奇怪的是，巴巴可将军竟然会需要如此贴身的协助。但后来我很快就发现，他在进出联军检查站、着陆场以及简便机场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我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经过这些地方时充当“润滑剂”，确保一切顺利。
我的工作职责就意味着我每天90%的时间都生活并工作在他和他的下属们之间，我能听到、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
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解释以及即将到来的未知世界让我既兴奋又紧张。失败的概率很大，而且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预防失败。双方的文化不同，组织机构的工作原则不同，语言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训练经历也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也几乎不相同，而且我工作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任何美国军人。
之前从军生涯中的各种经历对我这次的工作都毫无借鉴意义——包括我在沙特阿拉伯执行任务那次也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边做边学，在实际工作中获取必要的技能，然后顺势而行。我自身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我熟知世界历史和世界军事史，同时还有好奇心。
我和伊拉克同事们的近距离接触使我们对彼此有一定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也是有利有弊的。有时候，我试图帮助美国同事们更好地理解联军的行动，但是反而会招来诘难：“可别被他们同化了，老兄。别让他们给你洗了脑。”在他们看来，我应该说服伊拉克方面接受联军的方法和计划，而不是反过来。
伊拉克方面也同样沮丧：“你就不能跟联军方面说明白，我们不能这么做吗？”
当面对不可避免的失败以及武装冲突造成的伤亡时，伊拉克方面就常常把气撒在离他们最近的美国人（也就是我）身上——作为顾问的职责之一就是倾听。
当然，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最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来自巴巴可将军本人的。我们俩一起与美国国会议员开会，与来自其他多个国家的国防参谋长会谈，去探望他的亲人，与各国领导人会面，讨论巴格达安全规划问题以及他对美军处理伊拉克问题上的诸多看法，甚至只是在他的卧室里一边看《欧普拉访谈》，一边喝茶探讨人生。我们俩之间交流的话题似乎没有界限。
在那一年里，我对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行为，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的认识与领悟。这段经历既可以被称为“我的伊拉克战斗任务”，也可以被称为“与巴巴可将军的神奇之旅”。
我当时的日记和信件比我现在写下的文字更能生动地描述我的经历。下面就是我在见到巴巴可将军那天写下的日记：
今天，我在国防部办公室里见到了巴巴可将军。我们坐了下来，相互介绍了一下。巴巴可将军是个身材瘦小的库尔德人。跟很多伊拉克人一样，巴巴可将军将他的姓氏与职位连用，因此他被称为“巴巴可将军”。
我们坐在沙发上，周围的环境还是比较随意的，但是交谈过程中有些不自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需要翻译人员。巴巴可将军的儿子，20岁的阿尔金，就坐在我正对面的一把办公椅上，全程像看着动物园里的稀有动物一样盯着我看。我并不介意，也许我也是用同样的目光盯着他和他的父亲。
我特别想给他留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一开始就很礼貌地闲聊各种话题，就像在相亲一样。巴巴可将军的参谋长为了给我们找话题，就提起我在五角大楼为美国国防参谋长（迈尔斯将军）工作的经历。这个话题让人感觉更加不自在，而且还有些夸张的成分。我提议我们将话题转向大家更为熟悉的话题——家庭。
“我有三个儿子，其中有一对儿是双胞胎。”我说着从钱包里拿出克莉丝汀和孩子们的照片。接着我又补充说：“我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
我能看出来他很惊讶。“这是上帝对你们的恩赐啊。”他说。
他告诉我说他有9个孩子，而且库尔德人喜欢大家族。我很兴奋地回答说，我母亲有14个兄弟姐妹，这更是让他感到惊讶。
我注意到巴巴可将军很瘦，然后就跟他说，我祖父知道为什么子女多的男人一般都很健康。
“为什么？”巴巴可将军一边点头一点说道。
“您见过有肥胖的公鸡吗？”我问。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帮助我们打破拘谨，沟通文化差异的竟然不是工作，而是交配的公鸡。
巴巴可将军说很多人在他面前称赞我，很高兴能得到我的帮助。他的前任助理离职一个多月了，巴巴可将军已经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
我感觉是时候结束谈话了，就请求回去工作。“别走了，”他说，“和我一起吃午饭吧。”我很礼貌地拒绝了，但他态度很坚持，而且立即叫来了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