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把她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她，轻拍她的后背，尽力让她平静下来：“没事的，没事的。马修也没事，我们得打起精神来。”几分钟之后，过路的人和一名警察帮我们清理了一下现场。
离开事故现场之后，我发现就在克莉丝汀出事地点几百英尺的地方，就是宽大的水泥桥墩。如果撞在了桥墩上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皮卡不能开了，搬家车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行李，我们只能把所有的盆栽植物都留下来，其中有一株吊兰在五年前我们结婚时被摆在了婚礼的圣坛上，之后便一直跟着我们。修车厂的老板帮我们将所有的盆栽植物放在一个大的存储仓库里。
一个月之后，我们驱车去田纳西州取回修好的皮卡。当修车厂老板打开仓库大门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的盆栽植物都枯萎而死，只有一盆还活着——那株吊兰。它看起来饱受摧残，但毕竟是活下来了，而且一直活到了今天。
* * *
除了搬家，生孩子是我们俩婚姻生活的另一个压力来源。在我们生活在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那四年里，生活让我们经历了“不育症”的严峻考验。
1998年，经医生诊断，我患有“临床不育症”。该诊断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医学并不是一门百分之百精确的科学。而多年以后在与癌症的抗争过程中，我们又再一次对这种观点深有体会。
“什么叫‘临床不育症’，医生？”我问道。医生告诉我说，一般来说需要有5000万个精子才能成功使母体成功受孕，其中必须至少要有3000万个精子是健康的。但是我能提供的精子不足100万个，而且其中99%以上的要么是不成形的，缺少精尾，要么是无法直线游行的——后来我和我朋友还开玩笑地说，这其实就是在形容我的人生啊。
“但是，”医生笑了笑说，“只要有一个是健康的就可以了。”
在概率这么小的情况下，受孕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件让人倍感压力的事情。
中间克莉丝汀还有过一次流产，让人觉得很可气。其实只不过是个枯萎卵，即未受精的卵细胞造成的怀孕假象。后来我跟克莉丝汀开玩笑说，她太想怀孕了，所以想抛开我一个人怀上。
有人建议我们尝试体外人工授精，对此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种方法昂贵的价格——每次1万美元。一般要三次才能成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越是讨论下去，我们的压力就越大。
2000年1月份，我们咬了咬牙，签下了合同，开始尝试人工体外授精。大约一周之后，克莉丝汀说自己的月经推迟了。我们俩还开玩笑地说，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但我还是让她试了试验孕棒。
虽然最后验孕测试和验血结果都证实她的确是怀孕了，但我们俩还是不敢相信，担心像上次一样，是枯萎卵。
9周之后，当我从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校抽空赶回家看一眼的时候，发现克莉丝汀正躺在沙发上哭。她刚刚做完第一次超声检查。我的心一沉。“天哪，不要再出事了。”我心想。
“看这图像。”她用绝望的声音说道。当我接过图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图像上有个用笔画出的圆圈，旁边标注着“1号婴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圆圈，标注着“2号婴儿”。
“双胞胎？”我满眼泪水地问道，“天哪，我们会有一对双胞胎？！”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也就是异卵双胞胎，就像我和我的双胞胎弟弟一样。“那你到底哭什么啊？”我问道。
“在我这副小身子骨里养一对双胞胎？”她抱怨道，“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我怎么能应付得了一对双胞胎啊？”
克莉丝汀一直是5.6英尺高，116磅重。马修，她记得你出生时差不多有9磅重。（事实证明，她的担忧是正确的：乔舒亚和诺亚，你们俩出生时加起来只有13磅重。）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更糟糕的是，两天之后，我又得回到5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利文沃斯堡，完成剩下三周的训练。
* * *
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中最惨烈、最重要的一次战役，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导火索，不过是在葛底斯堡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的十字路口上，骑兵童子军之间发生的小摩擦而已。虽然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80年，但是在那之后的三天当中，还是有176000个美国人拥向此地展开厮杀，双方死伤超过50000人。
2000年春天那整整四个月里，我和克莉丝汀就位于这样的“十字路口”，尽管我们也有那么长的“统一历史”。对我们来说，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我们俩之间的导火索是在买车问题上的分歧。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克莉丝汀认为带着马修和一对双胞胎，还要因为军队调任而搬家，现有的车子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想买辆大一点儿的车。但在我看来，新车并不是必须要买的，何况还要为此背上35000美元的债务。
关于买车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我们家庭收入稳定性的讨论，然后又直接触及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我要不要离开军队的问题。
很显然，这场家庭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无法避免了：还有几周，我与军队6年的合同就到期了。之前几年我们也常常会很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却从来没有得出定论。
简而言之，离开军队就意味着我要找一份新的工作，找新的住处，然后搬家。即将临盆的克莉丝汀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会出去工作，而且，我新工作的工资很可能会比现在要少得多。
我认为克莉丝汀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周，而她则认为我夸大其词。
她说：“我见过你工作时的情形，事情会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她认为，之前在我们协商服役时间这个问题时，她一直都在让步。这次应该轮到我做出让步，来补偿她所做出的牺牲了。
尽管当时我正离家在外参加为期6周的军校训练，但我们还是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当中，我们俩都知道，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似是而非的态度了，必须要做出决定。
也许是由于我们俩当时身处两地的缘故，争吵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我们俩都对彼此的软肋了如指掌，所以都挑最能刺激到对方的话来说，以期能彻底击倒对方。
那个时候克莉丝汀看到的是一个虚伪，控制欲强，不管怎样都不肯离开军队的丈夫。
而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不理智，不知好歹，不管怎样都要我离开军队的妻子。
虽然没人提过“离婚”这个词儿，但是言语和口气当中都渗透着这层含意。
在那段时间里，婚后的我们俩第一次对爱与承诺的真正含义产生了疑问，而且似乎我们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多年以来，别人都跟我说，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找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与娶一个自己深爱的妻子同样重要。军队任职并不只是给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它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都感到惊喜的是，我在这个领域干得非常出色。
离开军队就意味着要在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氛围中重新开始，没有认识的同事，也没有认识的上级领导。换句话说，就是像克莉丝汀当时在军队里生活的那6年一样。讽刺的是，那时候我竟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双胞胎出世以后，克莉丝汀决定不出去工作的话怎么办？万一离开军队并没有满足克莉丝汀的心愿，而是换来了更大的牺牲与不确定性，那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我决定继续留在部队，她肯定会怨恨我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辞职之后并没有换回她的幸福生活，那我肯定会怨恨她的。
几天之后，我们之间的争吵演化成一场危险的懦夫博弈。我态度冷淡，言辞粗鄙——我故意这样做的。我告诉她说，如果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惨，很不公平，那就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家。然后我就拒绝接她的电话，也不回复她的邮件。对一个孕妇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大错特错的，克莉丝汀果然就按我说的那样去做了。
接下来那个月简直就是对我内心的一种煎熬。克莉丝汀变得冷淡、疏远，不做出任何回复。在真正的懦夫博弈当中，双方都看得到彼此的动向。我们虽然也是在玩这种致命的游戏，但是我们俩却什么也看不到。
几周之后，我开始严肃地反思自己做出的决定以及克莉丝汀的反应。我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个孕妇呢？她为什么愿意承担失去一个不错的丈夫，拖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的风险呢？我发现，对我来说，答案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我没有回过头想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去找克莉丝汀，让她改变想法，而是开始研究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一直无怨无悔，尽管没有自己的事业，却一直在追求自我提升。在我离开她，离开家的那些日日夜夜，她把全身心都扑在我的身上。当面临困境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勇猛的战士。鉴于克莉丝汀的个性如此，我意识到，我要把她拉拢过来，和我并肩作战——虽然偶尔我也会陷入与她针锋相对的战争火线当中。
难道我们要因为克莉丝汀对军队生活的厌倦而分开吗？她不喜欢军队生活的理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她不愿意每隔一两年就搬家，跟朋友们失去联系。每次她都不得不辞掉一份好工作，然后在不愿意雇用军人家属的社区内再找一份工作，她的自尊心要承受多大的打击。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经常突然就被派出去执行任务，连续几个月或一年都不能回家——甚至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虽然那些勇于接受和承担这种动荡生活的人应该得到赞美，但是如果她不喜欢这种生活，就一定要被视为罪人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克莉丝汀的理由或许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但也并不是无理取闹。我并没有突然一下子就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只是觉得，如果我们之间的这场战争从我这儿夺走的是克莉丝汀的话，那我宁愿放弃军队任职和我的自尊。
虽然这次我的态度很明确，克莉丝汀却不是。她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做出的保证离开军队的承诺。仿佛是为了报复我当初怒吼着让她收拾行李离开家的举动，她只是回复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考虑。”
实际上，她根本就不相信我的承诺。她以为我只是在哄她开心。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她了解我对军队有多么热爱。也许她是想让我尝尝自食其果的苦头。你究竟是想要怎样？
我们俩之后见面都选在人比较多的公共场所，感觉就像两人已经分居，并开始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了。那段时间非常让人寒心，现在想起来都会让我不禁落泪。
克莉丝汀后来承认说，当时她所有的决定和行为都是在恐惧的驱使下做出的。6年来，她感觉自己在我心里一直屈居于军队之下。尽管事实并不是如此，可她还是坚信自己处于弱势地位。她觉得即使自己有些反应过度，也是情有可原的，毕竟她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当然，她的这些恐惧在我们婚后的生活当中找不到任何根据。但是情感和母亲的那种保护天性已经彻底打败了理性。雪上加霜，让整个事态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就在这时，我们得知她父亲被确诊为前列腺癌。
显然，我们的内战最终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我们仍然在一起。甚至她父亲的前列腺癌在手术之后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当时是这样的）。不过好事远远不止这些。
和好之后，我对克莉丝汀的爱与承诺也换回了她对我的爱与承诺。就好像她其实只是想确认一下，在我心里她比军队更重要一样。一旦她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
我们开始为彼此做出更多的让步，一起制订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想过的计划来帮助她更好地适应军队生活。她非常想家，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每年定期带她回明尼苏达。
2000年的时候，我们本都愿意为彼此做出妥协与牺牲，但是最后真正做出让步的还是克莉丝汀。如果再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为我做的一切”这种话就显得有点老套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要找机会向她证明我对她的爱与承诺。
这个机会在几年之后不期而至。当时她父亲的前列腺癌复发，病情非常严重。因为之前克莉丝汀在我们俩的战争当中做出了牺牲，所以在2009年，我毫不犹豫地辞掉了现役职务，陪她回到了她父亲的身边。
为了调回到明尼苏达，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际关系。但是结果还是没成，我只能求助于彼得雷乌斯将军。他在给他的同级将领写的一封个人信件中最后这样写道：“现在这一请求只需要经过您的同意——我希望您能同意，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军队发展，还能帮助一个优秀的军官和他所有的家人。”
12个小时后，我就接到任命，前往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担任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执行官。这是我在军队中见过的效率最高的一件事情。我满心自豪，哽咽着将克莉丝汀叫到电脑前面来。我看着她读着屏幕上显示的邮件，目睹了她接受这个惊喜的全过程。然后，我就像在打开一份结婚纪念日的礼物一样对她说道：
“亲爱的，我要带你回家了。”我们哭着久久地拥抱在了一起。
你们三兄弟每一个人都曾经来问过我，为什么我和克莉丝汀要吵架。每一次，你们心里肯定在说，两个吵得这么厉害的人，怎么还会说彼此相爱呢？
我跟你们说，两个人相处不可能从来没吵过架。经营一段美满幸福的婚姻并不是避免吵架，而是如何公平地吵架，如何和好如初。
还有人问，我们俩喜好完全不同，是怎么相处下来的呢？这不单单是我会想的问题，其实这类问题在学术界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我从来不会选择你们母亲喜爱的那种音乐，但是我爱她，所以当我听到她喜爱的那种音乐时，我就会想起她。每当我想起她，我就不会讨厌她所喜爱的那种音乐。对待你们，也是一样。而且，这样做也不用放弃我自己的喜好。
最后，在我成年以后，我一直努力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求平衡。我不知道自己做到了没有，但是我一直坚持一个指导性原则：努力工作对维持家庭的长期稳定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工作一定要努力。但是不要将工作带回到家里。
我还意识到，与家人共享的时间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这段时间是否真正美好。质量，信赖，承诺，似乎才是你们三个最珍视的品质。
我也最珍视这样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