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报社怀疑是“伪作”
我在省报上发表的这篇稿子，还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1972年，知青写东西的情况，还非常罕见，加上我这稿子又有一点新意，譬如用了“鬣马萧萧”这样的古词儿，把报社编辑雷了一家伙。编辑觉得奇货可居，立马决定采用，可是心里没底——怕我是抄来的，就打电话到我们公社去问。
一问，有此人，但会不会写东西，不敢保。
编辑呲了牙，想了想，对我们公社党委说，那你们给我们寄一份证明材料来吧，证明有此人。然后，编辑又问清了我父母的单位，打电话到我父母单位，询问人事处，问某某人是否有个孩子在农村插队。回答说：没错儿。”编辑便又问：这孩子给报社投了一篇文艺稿，写得不错，请问他父母会不会搞文艺创作？会不会是父母代写的？”
人事处的人一听就笑了：“我们这儿是科研单位，没听说有谁能搞文艺他作的。”
这一说，编辑放心了，等公社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一到，稿子就发表了。那时候没稿费，报社寄给我一份报纸留作纪念，也就完了。
那我写稿图个啥呢？
除了要证明自己，总还有所图。
稿子一发表，我们大队倒还没啥动静，公社机关却有不少人知道了：某大队还有这么一个人，能耍笔杆子。
——我要的就是这个，名气！
我被意外的成功所激发，越发来了劲儿，每月都要投个一两篇。投稿一多，看自己的两笔字，实在写得太臭，就苦练钢笔字。那时也没有字帖，我就把表哥写给我的信当成字帖。他的字，还有点儿自成一体的模样。这样苦练了两个月，好了，我的字，起码有“体”了。后来我也帮编辑部处理过稿件，知道凡是字写得差的，编辑都厌恶，命中率极低。
那一年春，好朋友李兄走了，去了延边，投奔他姐夫去了。临走时，给我介绍了一位镇上的下乡知青，跟我们不在一个公社。我慕名到他劳动的地方去找到了他。
这位老兄姓王，见面一聊，果然才气横溢。他在学识上，兼跨文学与哲学，跟我大聊郭小川的诗《甘蔗林——青纱帐》，外国的则是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涅金》。谈起古典文学来，也滔滔不绝，“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就挂在他嘴边儿上。
这是什么时代啊，能有这样的奇人！我大为振奋。
我不再是孤军作战——瞧瞧王兄这才气，将来都能做省委书记了。
半瓶子醋如我，能不发奋努力吗？
五十一、图书馆是我的大课堂
在迷茫中踏上一个虚幻基石，我自以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信心百倍地前行了。
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在此之前，尽管我也读过那时书店里罕有的几本“另类”书籍，比如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先生的《世界通史》，但离搭起基本的知识框架还差得远。
除了拼命搜罗“禁书”外，我还发现了一处学习的好地方，可以使我眼界大开，那就是市图书馆的阅览室。在理论上，那时我们是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当时面对人民的公益事业并不多。就算是图书馆，对于借阅者也有诸多限制，我这样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借书是想也不要想。但那里的阅览室，是无条件向公众开放的，我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杂志，没人查我的单位。
1972年，文学爱好者被压抑已久的欲望爆发出来，各地的文艺刊物——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
在阅览室里，我看得眼花缭乱，拿出随身带的软皮抄，记下我闻所未闻的“经典词句”。
我一向以为，要想写一手好文章，在最初，一定要有搜集汉语文学词汇的习惯。我们平时看社论、看教科书看得多了，即使写文学作品，也是一副八股腔，面目可憎。不经过一番积累，想写出花团锦簇的文章，那是妄想。
与我大致同龄的、很多后来出了大名的知青作家，大概当初都做过这种功夫，譬如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贾平凹等等，他们的现代汉语表达功夫，远超过此前此后的作家。那些在“文革”期间念中小学的作家，就别指望能有“文采”二字了。
那时在阅览室读书的感觉，无比之好。从农村回家探亲，我必去阅览室坐上一两天。在这里，没有雨雪风霜，见不到土得掉渣的老农，只见窗明几净，人人都屏息敛气读书。
我想我这辈子再不可能上学了，不可能再坐在教室里了，那么，就权当这里是教室吧。从那时起，读书于我，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是一种“代偿”体验。
40年来，“读书无用论”几次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全民共识。读书是没啥用，但是，打麻将有用吗？暴饮暴食有用吗？也都没什么用，人们为什么仍然乐此不疲呢？
可见，读书若是去掉了功利心，也还是很美好的，就像在街上看漂亮女人。
有一次，我在阅览室里正埋头读报纸副刊，一位年轻女士忽然凑过来，很感兴趣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
我红着脸说：我是知识青年。”
那女士很惊讶，跟我交换了彼此的大致情况。她说她是一名工人，愿意读读写写。
这位女士在看我的时候，神色间有无比敬佩之意。是啊，一个知青，前途茫茫，居然还能来这里看书，不是傻子，就是今日所谓的“潜力股”，她势必印象深刻。
不想多年后，她成了与我同系同年级的大学同学。不过，在学校里，读书已经完全变了味儿，那种传奇感也就没有了。我们在大学里彼此认出，后来却连朋友也不是。
五十二、一夜间“百花齐放”
现在的教科书对“文革”时间的界定，是整整10年，而在我们那时的概念里，“文革”也就是1966到1968那三年的混乱时期。从1969年以后，大动荡收场了，随之而来的，是“新秩序”，但却压抑得要死。
这情况，从1972年春天起忽然有所转变。
1972年，是“十年浩劫”中短暂的春天。
我那时身处穷乡僻壤，不可能知道什么内幕，变化是从广播里获知的。不要小瞧现在只有驾驶员才听的广播，在那个年代，它就相当于今日最权威的“央视”。
1972年的“五一”，我回城探亲，住在家里，贪恋着短促的城市生活，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首陌生的歌曲，男声独唱，声音激越，歌名叫《北京颂歌》。完了又有一首《雄伟的天安门》；完了又有一首《我为伟大祖国站岗》；再一首是《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哇，心都要醉了。
我被惊呆了。那时节的所谓音乐，除了8个样板戏，就是15首历史歌曲。而在15首历史歌曲里，还包括《东方红》、《国际哥》两首天天都听的老经典。在这些熟得不能再熟的旋律之外，广播电台只要播出一个另外的旋律，就能让人们一激灵。
东北的“五一”，正是初现绿意的大好时光。这一组新播的歌曲，虽然也是“颂歌”，但庄严、辽阔、高昂，透露出“文革”以来从未有过的舒展气息。
没有什么能比音乐更能制造气氛的了。从那一天起，大家小巷，无论是电线杆上的大喇叭，还是住家窗口里的收音机，整天就是播放这一批优美的歌曲。
这是一股“解冻”的春风。
政治坚冰开始融化了，它融化的声音，妙如天籁。
声音，是用来满足耳朵的。那么，满足头脑的呢？
也有了。
那一年，周恩来总理发话——这一切“解冻”都缘于他——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诗人贺敬之的《放歌集》我们终于能买到新的文学书了！这之前，书店里除了1970年出版的6本马恩著作单行本之外，别无新书，连鲁迅著作都没有。《放歌集》的再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这本诗集是浅蓝色的封皮，上面有延安宝塔山。贺敬之，此前我并不了解他，看了书，才领略了他的歌谣体《回延安》、《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领略了他模仿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
这些诗，若放到今天，人们不捂嘴笑就不错了，可在那个年代，我如闻天音。你看，“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还有“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这诗句，在当年堪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和小镇青年王兄经常交流信息，我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放歌集》的再版，都很激动。
这是一个信号，文艺要松动了。王兄的记忆力好，张口就能背诵多年以前熟读的贺敬之诗句。贺敬之，成了我们心目中活着的神。
闸门一开，洪水是挡不住的，新华书店马上又解禁了一批“文革”前出版的小说，都是无名之作，内容没啥意思。像《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之类的，永远不敢放出来。外国的书也有，日共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也出来了，只是一个姿态吧。那时我们读抨击资本主义的作品，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没有感同身受啊。
那一年，还有一本令我激动的新书，诗人李瑛的《枣林村集》，里面收进了很多他在“文革”前写的诗歌。我在本书前面提到过“锅盖一掀，十里饭香”，就是他的句子。
“文革”前的“十七年”，在我们心目中，已经被圣化了，任何能再现往日气氛的文字，读起来都那么亲切。“文革”中的知青，最大的理想，就是社会生活能回到“文革”前。
那一年的从春到秋，我是在激情中度过的。东北平原上的夏季田野，绿色茫茫，清晨，朝露未散，有线广播喇叭里，放着气势磅礴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我扛着锄头，走向田野，满怀憧憬……
那就是我的青春，很糟糕，很简陋。但毕竟是青春，一回想起来，就要激动得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