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我演杨子荣
现在的学者说到“文革”时期的文艺贫乏,总爱说那时只有“八个样板戏”。其实整个“文革”时期的文艺,远不是“八个样板戏”能概括的,花样儿要丰富得多。但从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可说是秦朝以来文艺最贫乏的三年,确乎可以叫做“只有八个样板戏”。
当时文艺界的主事者,不知搭错了哪根筋,把所有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全部封杀,就留下八个样板戏,广播电台颠着个儿地播放,把人们的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这大概是要为“江青同志”造势吧,不过这也太低估人民群众的智慧了。样板戏的恶果,就是文艺形式的单一化、程式化,后来几年的舞台和电影屏幕上,你就看吧:不是灰军装,就是黄军装。“革命”倒是“革命”了,老百姓却腻味死了。由于文艺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对决策者的厌恶,这也是“四人帮”被人民抛弃的原因之一。
回过头去说,经过三年的强力推广,到1971年,样板戏已如日中天。
1971年春节前的一段日子,是我人生中大可纪念的一个片段。当时我闷头干了一年多农活儿,忽然就不甘心把大好青春献给泥巴了。参加巡回大批判,给了我一大启示,别看我的“文化水儿”不多,但在农村,还是稀罕的。我要利用一切可能,发挥“有文化”的特长,参加一切可能的社会活动,免得被老农的“四大红”给腻味死。
那年冬季,农活儿不紧张的时候,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这个事物的产生,有着全县、全公社的背景。那时候,公社成立了专职的文艺宣传队,从各大队选调下乡和回乡青年,不发工资,由各大队承担工分。
公社起了这个头儿,各大队也纷纷效仿,成立了自己的脱产文艺宣传队。
这是基层自发的行动,没有上面号召——憋得太久了,农民也需要精神生活啊。
这文艺宣传队,都是业余演员,水平跟现在为民工表演的草台班子差不多。老农像牛马似的干了一年,连个正经电影都看不到一部,总不能把人给憋死吧?只要有一帮青年男女在台上又唱又跳,养养眼睛就行。
农村的文艺宣传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火如荼。
3队的一帮回乡青年,不服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水平,就在3队队长的支持下,自己组织了宣传队。大队的宣传队是脱产的,3队的是纯业余的,稀里呼噜搞了一个月,也端出了一台节目。
3队李兄的堂哥、堂妹,都是宣传队的主力,把我请去,要我给指导指导。我哪有什么文艺细胞,瞎说一通呗。他们却备感振奋,劝我干脆参加他们的演出,也担任一个角儿算了。
我正想凑热闹,于是一拍即合。
当时3队宣传队要演个样板戏的片段,一个19岁的女孩子会唱京剧,找不到男角儿搭配,就让我上。决定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深山问苦”,19岁女孩演小常宝(猎户女儿),我演杨子荣,还有一老爷们儿演猎户老常。猎户的唱段很少,因此能应付下来。
3队的青年们对这个事儿特别认真,简直视为神圣,决意要跟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打擂台。
再卑贱的青春,也不甘心被埋没。这大概是他们黯淡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闪光点吧。
要正式演出了,青年们对我演出的行头可是下了功夫,大伙七凑八凑,让我穿上了一身正经军装。没有马靴,就登上长筒防水胶靴。驳壳枪是李兄的堂兄亲手做的,像模像样。帽子也是李兄的堂兄的,一顶高档的狗皮帽子,当年杨子荣要是有这帽子,也犯不着闹革命了。
有一件事,很让人发愁。标准版的杨子荣,是有一个极其漂亮的白色披风的,这是“江青同志”的审美趣味。可是,在1971年的东北农村,上哪儿去找那么一件披风?就是拆了被里子也不行啊,家家都是旧被子,都泛黄了,黄得很难看。
“猎户老常”出了个主意,说豆腐坊榨豆浆的纱包,可以代替。于是,我这个杨子荣就披着豆腐包上场了。
生产队演出,也不用搭台子,吊起两盏马灯就行。乐队是李兄的堂兄拉京胡,其他还有笛子、二胡、锣鼓什么的。
我们这节目一上场,感觉还不错,小常宝开口一唱,全场静音。轮到我唱也是,老乡们呆呆地看着,入了迷似的。我注意到,前排有一些是老农民,戴着毡帽,袖着手。
事后反映还不错,大队团支书小丁跟我说:我爹说,还唱得挺有味儿的。”
跟我演对手戏的小常宝,长条脸,仅有中人之姿。这一唱,可不得了啦,成了全大队的明星。我们队年轻的队长,立马托人去提亲,三下五除二,把她娶回了家。
四十二、我为什么要逃避劳动
劳动是神圣的,这没有异议。我们从小,学校就是这么给灌输的。这里的“劳动”,是专指体力劳动。
但我下乡闷头干了一年多后,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劳动是不神圣”的。
在那年头的媒体和文艺作品里,大队书记都是掌握着正确路线、带领群众苦干的人,其高风亮节堪比圣贤;而我所接触到的大队干部,却都是乡村贵族。
那时大队的一套班子,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是全脱产的。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是半脱产的。半脱产的干部,老是开会、搞群众运动,一年能干80天农活儿就不错了。
其余的贵族职业还有:卫生员、铁匠、小学校长、代课老师、供销社售货员、拖拉机手,这都是专职的,工作很轻松,一点儿农活儿不沾。
这一批人,构成了乡村的权贵阶层。他们的收入来源,是各生产队无偿负担的“大队分”,每年“大队分”总量有多少,都从生产队提留。
我所看到的“正确路线代表”——大队书记、大队长之流,是在全年中一天也不摸锄把子的。这与当时的主流理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那就是:越代表革命的人,越不用干体力活儿。所以,鼓吹“劳动神圣”,谁能信呢?
上面提到了一些“香饽饽”职务,谁来担任,谁有资格担任?由书记、大队长说了算。选择标准呢?一是看谁关系硬,二是看谁会拉关系。
不要说大队干部,就是生产队长,我也没见过有一个亲自劳动的。生产队里不劳动的,还有会计。
所有的农民,一年365天,一共也休息不了25天,全年都在忙忙碌碌。而那些脱产干部都做些啥?在大队部里务虚,到公社去开会。
你说,是劳动者神圣呢,还是不劳动的神圣?
我很快就明白了,就是再怎么闷头干,也进入不了乡村的“神圣阶层”。因为,一是我没有关系;二是我还有学生气,见了领导没话说。
6队有个女知青,中学毕业比我晚得多,投亲到了我们这儿插队,一天农活儿没干,就被安排当了代课老师,一直到被工厂招走。这有道理吗?
现在的媒体,把代课老师说得很惨,看得我直想掉眼泪,可是当年我要是能当上代课老师,那得高兴得给大队书记磕响头。
知青想通过招工回城,名义上是由各生产队“贫农协会”主任推荐,实际上是大队书记说了算。城里的干部想把自己的子女早点儿招回城,在农村没有关系的话,可以送礼。家穷的工人送不起,工人子弟就只能靠自己钻营,不会钻营的,那就“扎根农村”吧。
我是属于“灰色出身”的,这就足以被书记名正言顺地卡住。我父母是知识分子,还有闻一多那样的臭脾气,明知道一块上海牌手表就能解决问题,但就是不送。
那么我就是再苦干,大队书记也不可能推荐我回城去当工人。这种推荐制度,就是合法的“潜规则”。
谁实话,从我下乡起,我就没感觉到这是“五四”以后的时代。
人总还是个利益动物吧,没利益的事,我就不想再干了。
列宁还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呢,大队书记们好像不是列宁那一路的,我当然也就不想做保尔?柯察金。
四十三、我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大队书记从见我第一面起,就对我不感冒。原因是,许多知青见到他,都是热面孔、灿烂的笑,而我见到他则是冷面——没话。
那时候太不懂事了。我的这个毛病,一直保持到40岁以后,一位朋友教训我:你对顶头上司说点儿好听的话,能掉两块肉吗?”之后,我才有所纠正。
我的价值观,大部分来自书本,没太把老农当回事儿,包括大队书记在内;而大队书记也从没遇见过无视他权威的人,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吧——这是我后来总结的。
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在现在,你的行为要是异于他人,也要遭到非议,何况不买领导的账,那不是找死?
恰恰大队书记有权力扼住我命运的喉咙,我有什么能跟他抗衡?什么也没有。
的宣传队也要参与竞争。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自编的节目。
这可把大队干部难倒了,那时候的老农,几乎全是文盲,就是大队宣传队搜罗来的一帮知青,也基本等于文盲。文盲怎么搞创作?也许是有人提议吧,大队干部首肯,我就这样被大队宣传队收编了。
我得以短暂地脱离苦海。
宣传队跟着大队的作息时间走,早上不用赶在“老爷儿”升起之前起来,晚上也不用踏着夕阳归去。只是每晚吃完晚饭后,要加班排练。
跟“农奴式”的劳动比起来,这种生活就是天堂了。大队的会议室,暂且做了排演厅。从此再也听不到“四大红”了,朝夕相伴的,是青年们的笑声和歌声。
宣传队里所有的下乡和回乡知青,其实都是没念够书的。学业中断,是每个人心中的隐痛,宣传队朝气蓬勃的生活,让人产生了重回学校的幻觉。
到了大队,我才近距离观察到,做个乡村权贵是何等惬意。大队部,就是个独立王国,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干部们一天也不知道在忙些啥,一本正经而又优哉游哉。
宣传队的队长,是大队妇女主任,一位大姑娘,但身材硕大到需要减肥。这位妇女主任也算是世袭干部了,她老爹,就是那位农民人大代表。
妇女主任不懂文艺,她的主要工作,就是抓纪律,训斥作风散漫的知青。
宣传队的文艺指导,我们俗称“导演”,是一队集体户的小赵。小赵是附近镇上的下乡知青,在中学时就是文艺骨干。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喝斥缺乏文艺细胞的队员。
我的任务,是写台词。当时的流行节目,比如小合唱、表演唱、快板书、三句半,都需要有文字脚本。在此之前,我除了中学生作文之外,只写过一篇大批判稿,还是照报纸抄的,现在如何能转型到“文艺创作”上来?
在咱们中国,没有活人会让尿憋死的,我那时自有办法。
妇女主任给了我不少县文化馆编印的文艺节目材料,我抄一抄,糅合糅合,改头换面,就成了。
我这次拿出的重头戏,是一出小歌剧,剧名是《这鸡蛋不能卖》。瞧这剧名,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老农辛苦一年,到年终才能结算,平时手头没现钱,全指望抠鸡屁眼换两个钱花,连这个都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基本上就是不让人活了。
剧本的原著,是材料上现成的,我把《这南瓜不能卖》改成《这鸡蛋不能卖》,如此而已。
在大队宣传队,能听到女孩子纯真的笑声了,这挺好,比听老爷们儿胡侃“大姑娘裤裆”舒服多了。排演节目很枯燥,争吵不断,但也让人乐此不疲,我这才知道,怪不得文艺工作者都显年轻。
我最喜欢的,是能和同龄的知青谈谈心了。
跟我一起新补充进来的,有2队的老代,一个青年农民,我跟他相处得很好。还有6队的小于,也成了我的朋友。看小于样子蔫蔫搭搭的,不像有文艺素质,不知怎么也选调到了宣传队来,可能是妇女主任家的亲戚吧。
天寒地冻,大队拖拉机基本闲置,驾驶舱里就成了宣传队员们谈心的地方,常见有女孩儿坐在里面谈心。这情景,让人感觉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