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5日，在为解决铁路问题召开的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以《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题，以后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8年11月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又补充收入了以下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环境中，敢于说这样的话，显示出邓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邓小平在会上又针对“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问题，尖锐地指出：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
1975年6月10日，邓小平在陪外宾到上海参观访问期间，专门找当时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马天水谈话。他本希望这位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革命”能认清形势，回心转意。在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殊不料，这次谈话随即就被马天水向其主子告发，并成为“四人帮”攻击邓小平的“炮弹”。
围绕“唯生产力论”，邓小平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和较量。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1977年10月在会见加拿大林达光教授时回顾这场争论说：“四人帮”否认生产力的重要，认为只要上层建筑的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谁提发展生产力，就被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这是我们同“四人帮”的重大争论之一。如果不是生产力发展到物质极大丰富，怎么能实现按需分配，怎么能进入共产主义？马列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
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年“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到了民族危亡的深渊。作为一个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战士，一个有治国安邦雄才大略的老共产党员，邓小平在中华民族又遇到灾难的时刻，不能不重新思考和研究许多重大的问题。
邓小平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应该说，在“文革”中第一次被“打倒”时就开始了。据他的女儿回忆，他在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居住的日子里，每日都读书至深夜。那几年，他读了大量的马列书籍，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邓小平思想是敏锐的，理论思维是成熟的。也正是在这里，在他“每日都读至深夜”和晨光中舒动筋骨、长时踱步的反复思索中，新思路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率先实现突破旧模式、旧框框，领导了全面整顿。
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邓小平不能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他在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各条战线整顿的开始，就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抓住毛泽东提出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的时机，最早也是最坚决地论述了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就是提出把全党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1975年3月，当整顿的序幕刚刚拉开时，邓小平就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〇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工业二十条》和《论总纲》的前言，都明确提出，要响应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号召，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显然，邓小平在这里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四个现代化问题，是从作为全党全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的高度上提出的，是从全党工作的大局提出的，是作为“纲”提出的。也就是说一切都要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都要服务于这个大局。
正是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工业二十条》指出：要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各工业部门都要把支援农业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只有加快工业的发展，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力地增强国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才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物质基础，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战争”。它强调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全党全民都要在努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斗争。”
针对当时盛行的以“革命”压生产，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左”倾错误，《工业二十条》等文件明确指出：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做“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我们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显著效果。
很清楚，邓小平重视现代化问题，强调以四个现代化为大局，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都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倾错误路线的，是力图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根本性的纠正。
邓小平不仅以极大的勇气与“左”倾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重新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切实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他还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手段，提出用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为当时一切工作的纲领。
1975年7月，邓小平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三项指示”中，包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一条在内。邓小平这样提，是有着策略上的考虑的。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争取毛泽东的同意；其次是为了适应当时一般干部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最后也是为了更有利于同推行极“左”路线的“四人帮”作斗争。
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全面认识和理解。反对那种当时流行的把学理论同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联系起来，把反修防修与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联系起来的做法。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邓小平把“三项指示”的重心放在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一条上，实际上特别突出强调的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认为学习理论是为了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强调批判派性，坚决打击一小撮破坏安定团结的坏人，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和外部条件，把经济建设的停滞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去解决。强调通过全面整顿来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生产的发展，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显然，作为一个整体并作了特定解释的“三项指示为纲”，与毛泽东在三个不同场合提出的三项指示内容本身，在本质上是有重要区别的。
因此，“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把自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中无足轻重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地位，是对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而且，“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是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正确口号，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坚持“三项指示为纲”也就是坚持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1975年整顿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内容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国家计委、国务院政研室和中国科学院分别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即《论总纲》）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即《汇报提纲》）三个重要文件，对此作了全面阐述。
第一，《论总纲》等文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论总纲》中，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论总纲》还批判了那种“一听到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的极“左”观点。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后，鲜明地提出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
以上论述，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7年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批判，虽然在当时有许多话不能说得更明确，但是其思想和观点是世人皆知的。
第二，明确地重申了“生产力标准”。《论总纲》指出，“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归根到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压倒一切的形势下，重申这一体现唯物史观的科学标准，是需要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这反映了邓小平坚持真理、不畏压力的献身精神。
第三，提出从实现现代化大局出发进行企业整顿，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想。
1.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2.改革管理体制，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该下放的企业，要坚决下放给地方管理，除了跨省、市的铁路、邮电、航运、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和专业施工队伍由中央各部为主管理外，其余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还没有下放的或者由中央部委代管的，都应当根据条件，“逐步下放给地方管理，或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3.要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质量不合格的产品，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有权拒绝收购。
4.精兵简政，做好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岗人员，提高工时利用率。
5.加强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要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其中岗位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个工人、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第四，强调科学技术的先进与否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条件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明确提出科技工作应处理好如下问题：
1.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关系问题。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2.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既要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要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既要懂政治，又要有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3.专业队伍和群众动力的关系。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领域推广科研成果。
4.重视科学实验。生产斗争不能代替科学实验。必须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研究，不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绝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的口号。
5.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在搞好大量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校，有条件、也有责任多搞一些理论研究。
6.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命令方法处理学术交流问题的状况。“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7.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要把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同时，“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
第五，强调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75年8月，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针对“四人帮”污蔑对外开放是“崇洋媚外”的谬论，鲜明地提出要虚心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东西：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