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严重恶化。苏联领导集团在处理两党两国关系上，从大国沙文主义出发，表现出严重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惜以战争威胁来达到其控制中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中国面对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战线是反对当时称之为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及其集团，一条战线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集团。
毛泽东曾把这种形势形象地比作“夹肉面包”，即我们被夹在了美苏两个大国之间。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能把握全局、纵横捭阖的国际战略大师。面临严峻的战略态势，他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探求打破被动局面的策略。一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美苏之间存在着“中间地带”的论断；另一方面，他确定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方针，并谋求建立世界反霸统一战线，以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20世纪60年代末，中美之间开始接触，有了一些改善关系的迹象。经过对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和对战争可能性的预测，我们党开始认为，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不大，在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种形势使我们存在着利用美苏矛盾的可能性。70年代初，在经过深思熟虑和慎重的外交接触以后，毛泽东断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他中南海的书房里会见了第四次访华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令基辛格赞叹不已。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提出了他关于“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联结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以共同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
“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形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这样说：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很大的劣势。不是小的劣势，很大的劣势。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采取进攻的战略，而且非常积极。我们面对着十分严重的威胁。1969年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是，从美苏力量对比来看，苏占优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面临这样的形势，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性态势，全球性进攻。毛主席当时从力量对比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为了制止战争的危险，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和欧洲在军备上赶上来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也赶上来了。
实行“一条线”战略，有它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一战略也有其缺陷。它与我国50年代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一样，以战略关系画线，不利于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使我们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一些必要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特别是这一战略容易被霸权主义所利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战争而国力减弱；美国在医治侵越战争创伤后国力有所恢复，美国和西欧的联合进一步加强，卡特后期和里根上台后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政策，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在国际事务中，美苏既争夺，又对话，是世界霸权主义的最主要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因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不仅块头大，分量重，而且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如同美苏任何一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都会影响世界战略力量的平衡，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稳定，必将干扰中国的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这一外交的根本目标。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
求实和创新，是邓小平观察思考问题的鲜明特征。时代在变化，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把握全局，高瞻远瞩地及时指导我们党改变了“一条线”战略，代之以更为实际、更为灵活、更具原则性的战略政策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
新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酝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于党的十二大。
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过程中，美国人也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有所发展。但是两国关系中一直存在着阴影。这是因为，美国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两国建交后不久，美国又通过了一个违反两国建交公报原则的《与台湾关系法》，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把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看待。特别是里根在竞选和当选总统后，多次声称要大力发展与台湾“老朋友”的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主张向台湾出售性能有所提高的武器。这种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再次暴露了美国霸权主义的本质，破坏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阐述了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他说：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这不可能。
1982年9月1日，秋风送爽，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回荡着邓小平那铿锵有力的声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邓小平的开幕词不时把代表们的情绪引向高潮。
在谈到对外政策时，邓小平坚定地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党的十二大明确了我们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确立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上的基本原则。十二大之后，邓小平关于外交战略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并指导中国外交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标，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爱好打桥牌，这是众人皆知的。但邓小平经常在会见客人时这样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我们不搞政治游戏和语言游戏，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的牌，中国不能成为霸权主义争雄称霸中的筹码。他反复向世界表明：我们坚决站在世界和平力量，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称霸，不结盟，不对抗，不当头，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其中包括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认为，这个政策很重要。
这是一个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我们说仗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政策的作用。我们决不能同这一家那一家搞什么战略关系。过去我们搞过，效果并不好。最好的是我们现实的政策，这个最有力量，最有分量，最有利于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而霸权主义的存在是当今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所以，邓小平在考虑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战略时，首先提出的基本方针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的一贯立场。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世界反霸斗争创造了新的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反霸斗争的思想，并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从全人类的战略高度，将维护世界和平与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并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策略、原则。
20世纪80年代一开始，邓小平就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他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要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寻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这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2年8月，他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郑重地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邓小平经常将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为三句话：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是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意义。第一，第三世界都面临严重的发展本国经济、逐渐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问题，所以他们最希望和平；第二，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反霸、维和的主力军；第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也是由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和平大国，又是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穷国。在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不畏强暴的民族，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体现。特别是我们现在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最需要和平，最不希望战争；第二，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这样一个主要依靠经济、科技竞争的世界里，随着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对亚太地区的经济繁荣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将更趋显著，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的保障作用会日益增强；第三，中国永远不称霸。无论是以前人们称之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时期，还是现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发展时期，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既不能把自己与霸权主义绑在一起，也不能自己搞霸权主义。“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所以，中国永远不称霸。我们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旗帜，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希望双方都珍视经过十年积累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
1972年，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从毛泽东、周恩来到邓小平，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毛泽东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看不到中美建交的那一天了。”
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尼克松在1972年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就讲到，说是在我的第二任总统期间，我一定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是以后由于水门事件这个任务就没有实现。这以后他的继任者福特总统就职。当时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时候，他也讲，说在我第二届总统当选之后，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结果在竞选过程中他失败了。所以卡特总统一就任，他就提出来，要在第一任，就是四年之内，要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卡特1977年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当时苏联的进逼之势，想借重中国力量，在战略上谋求均衡，以对抗苏联。他宣布，中美关系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因素”，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7年8月，他派美国国务卿万斯到中国，提出美国方面的态度和条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邓小平会见了万斯。他明确地告诉美国客人，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军、断交。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保持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统一的问题，还是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
当时曾参加过中美建交谈判工作的朱启祯对我们说：“七十年代后期，小平同志回到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以后，一直关心着对美国的工作。每当一个关键的时刻，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他都用他的远见卓识，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方针政策。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小平同志不仅关心谈判进程，而且对每一轮的谈判都是给予一些具体的指示，甚至于在最后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自己亲自三次会见了美国的谈判代表。”
然而，中美建交的谈判不时跌宕起伏。柴泽民回忆：“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就是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这三个原则美国是接受了，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