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进行了两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造就了两位伟大人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事业继承者邓小平。中国由此也开始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相连的两个崭新的时代。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是有博大胸怀的政治家，他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有过类似的经历，有过相互的理解和支持，有过亲密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但也发生过分歧、矛盾和冲突。毛泽东对邓小平十分器重，赞誉他“人才难得”，并作为接班人培养，但又对邓小平有时不太听话不满，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将其打倒。邓小平对毛泽东一直非常推崇和敬重。他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在晚年犯了错误，邓小平在抵制和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的同时，又坚持反对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个人品质联系在一起，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作为继毛泽东之后开创新时代的掌舵人，他同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是什么关系呢？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他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毛泽东曾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毛泽东与邓小平最初结识，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当时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邓小平是作为中央秘书在会议上担任记录和会务工作的。这一年，毛泽东34岁，邓小平23岁。会后，毛泽东返回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则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不久出任中央秘书长。
4年后，邓小平和毛泽东重逢于中央苏区，在这里两个人都经历了一次政治磨难。
邓小平是1931年的夏天，经中央批准前往苏区的。他由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到达江西瑞金。同行的有一位浙江籍女同志，叫金维映，到达瑞金后，他们结成了夫妻。
毛泽东是中央苏区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率红四军主力开始由井冈山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坚守井冈山。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赣南、闽西及周围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包括21个县、250万人口的中央苏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当时，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经过调查研究，迅速纠正了以往“左”的领导造成的滥捕滥杀的错误，为前一个时期蒙受冤屈的干部群众平反，召开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重新调动起来了，局面大为改观。这位年轻县委书记的精明能干，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邓小平调至会昌任县委书记，随之担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
他善于打开局面、兴利除弊，有组织有计划、坚定果断地开展工作，很得毛泽东的赏识。
然而，中央苏区的工作却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实行的正确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许多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毛泽东曾先后几次挨整，被错误地撤销职务。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迁入苏区，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因为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到苏区后，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批得还不狠，贯彻极“左”路线不得力，因而将他贬到湘赣区做省委书记。接着，博古等人就发起了批判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斗争，目的是想通过批判“罗明路线”进一步消除毛泽东的影响——名义上是批判罗明，实际上是批判毛泽东。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因为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拥护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遭到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和排挤。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从1932年2月下旬开始，“左”倾领导者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所谓反“江西罗明路线”，即反邓、毛、谢、古的斗争，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邓小平当时任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半年后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毛泽覃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和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南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柏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邓、毛、谢、古等同志长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中工作，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即对通过四中全会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持保留态度，因而后来被指责为“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攻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讥笑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对中央领导工作中的这些错误进行了抵制。他们针对某些人诬蔑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在山区和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政权；他们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他们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他们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针。可见，他们反对的都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那些东西，而他们主张的全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1933年4月16日至22日，根据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中共江西省委召开全省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会议给邓、毛、谢、古扣上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等罪名。
5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局特派员主持下，江西省委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做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撤销了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令他们去基层改造，进一步“申明”和“揭发”自己的错误，作出新的检查，“再不允许有任何的掩藏”。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并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这就是邓小平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被打倒。
在劳动改造期间，邓小平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结婚近两年的妻子离他而去，这对政治上遭受波折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压垮邓小平，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豁达的胸怀，他很快就走出了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在邓小平受难期间，在留法时就同他有过密切交往的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给予了他多方关照，并把他的情况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做了汇报。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争取下，临时中央同意调邓小平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不久，邓小平又被分配到总政宣传部，负责主编《红星》报，并参加了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邓小平再次担任了中央秘书长职务，并参加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党在重要历史关头的一个伟大转折，从这个转折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步形成，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也逐步提高。
在中央苏区共同遭受磨难的那一段经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始终没有忘记。1972年8月，当“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时，毛泽东在信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掌舵人，邓小平则成为在毛泽东统领下的军队和地方的重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将一个方面军和独立战区的责任交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器重和培养，与刘伯承并肩战斗、密切合作，创造了辉煌的战绩。从浴血太行、创建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到挺进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从淮海决战，创造60万战胜80万的奇迹，到进军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战术思想，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和具体的发挥。邓小平的卓越才能和非凡胆略，使毛泽东甚感欣慰和赞赏。
对于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和思维特点，毛泽东看得非常清楚。早在1948年，邓小平在太行山时曾讲过一句话：“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的。”这话传到哲学家毛泽东耳里，很是欣赏，认为邓小平的话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并多次提到这句话。以后，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时常常说，他这个人善于按辩证法办事。
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为之一新。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是认识最早，领悟最深切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43年，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讲道：“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这样指出：“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正是有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切认识，邓小平后来还说过：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器重邓小平。1951年9月3日，毛泽东在与梁漱溟谈话时称赞道：“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1952年7月，邓小平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任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军政业绩确实使毛泽东感到人才难得，不断委以重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邓小平是除毛泽东之外，唯一没有授元帅军衔和着便服的中央军委委员。1954年“高饶事件”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拉山头、坚持原则的大局意识和组织纪律观念体察得更加清楚。1955年4月，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中央准备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介绍和推荐陈云和邓小平。毛泽东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设副主席和总书记非常必要。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当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邓小平自谦地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却解释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向中央的同志这样“宣传”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赞誉和倚重之词溢于言表。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他对邓小平的真实认识，也集中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共同看法。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曾这样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
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
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可谓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对他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说他的接班人问题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时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也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