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道路
曹禺（1910一1997），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幼年家庭生活对曹禺后来的戏剧创作有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父亲与上流社会交往，使曹禺亲身见识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和“高级恶棍、高级流氓”，这些人和事实际上都是后来在“《雷雨》《日出》《北京人》里出现的”：上流社会生活的腐败堕落，使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同情心，这些亲身经历也自然成为作家戏剧创作最直接和最熟悉的题材。二是经常跟随母亲去戏园看戏听曲，使得作家从小就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成为日后曹禺戏剧创作的艺术底蕴。
曹禺的童年、中学时代是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革命”的重大社会变革中度过的。社会的黑暗，使他深感不平和痛苦，新思想的涌入，新文学的兴起，又使他接触到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他大量阅读进步报刊、西方名著，受到外国文学和中国新文学营养的滋润。1928年秋，他进入南开大学学习，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攻西洋文学，精心研读外国戏剧作品，深为古希腊悲剧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奥尼尔、契诃夫等戏剧大师的剧作所吸引，开阔了艺术视野，加深了文学、戏剧修养，为戏剧创作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曹禺一生的戏剧创作，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33年一1937年。他接连创作了著名的剧作《雷雨》《日出》和《原野》，呈现出创作上的黄金时代。1933年，大学还未毕业的曹禺创作了处女作《雷雨》，该剧1934年经巴金推荐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之后，立即声震剧坛，一举成名。1934年曹禺赴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5年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剧作《日出》，众口交誉，影响深远。这两部剧作的诞生，充分显示出剧作家卓越的艺术才能，成为我国话剧史上的丰碑。1936年曹禺应聘到南京国立剧专任教，同年创作了第三部重要剧作《原野》。这三部剧作被称为曹禺“三部曲”，它们从家庭、都市、农村三个视角透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黑暗、愚昧与落后，表现作者对光明的憧憬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艺术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第二个时期是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抗战爆发后，随剧专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1938年秋与宋之的合作完成了反映抗战生活的剧本《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取材于现实生活，写一个代号“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打人我抗日后方进行破坏，后为抗日团体破获，表达了反汉奸斗争的主题。1939年完成了又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剧本《蜕变》，作者借助一个后方医院除旧布新的故事，倾吐对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蜕旧变新的热望。剧本鞭挞了黑暗腐败的现象，讽刺了秦仲宣、马登科等玩忽职守、营私舞弊、寻炊作乐的种种丑态，对于“旧”的揭露较为深刻，对于“新”的歌颂也较为充分。梁专员的兢兢业业、大公无私、一丝不苟、艰苦朴素，丁大夫的高尚医德、救死扶伤、忘我精神，令人感动。1940年冬曹禺完成了剧本《北京人》的创作。离开抗战题材，作家继续深掘他所熟悉的大家庭生活，含着微笑，将封建家庭乃至封建制度送进了坟墓。1942年夏，曹禺成功的将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改编成多幕剧，使其登上话剧舞台。剧本突出了小说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作为主要线索，而小说中描写觉慧的部分，和他许多朋友的进步活动都适当地删去了。剧本体现了对青春与爱情的追求必须依靠斗争才能争取的题旨。其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与抒情风格也，卓有成就。1946年他创作了多幕剧《桥》。1947年创作了电影剧本《艳阳天》。这个时期作品题材的现实性增强了，出现了具有高尚思想品格的正面形象，剧本开始透出较多的亮色和乐观的调子，艺术，也作了多方面尝试。建国后曹禺进入创作的第三个时期。1954年写成《明朗的天》，剧本以披着“学者”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贾克逊杀害中国人民的事件为主要线索，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内幕及其反动本质，反映出形形色色旧知识分子思想上所受的毒害，用事实说明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思想改造运动给广大知识分子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带来了阳光明媚的“明朗天”。作家以准确的语言、生动的笔墨，置人物于时代的漩涡之中，塑造了思想不同、性格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擅长拍马逢迎的尤晓峰；向主子献媚、得宠后便感激不尽的孙荣；表面温文尔雅、内心阴险恶毒、充当帝国主义走卒的江道宗；勤恳沉着、年轻热情的地下党员何昌荃；爽朗正直、学有专长的外科医生宋洁方；剧本的中心人物凌士湘，为人耿直、诚恳，严肃地对待科学，也严肃地对待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跃然纸上。1961年执笔写成历史剧《胆剑篇》（与梅阡、于是之合作），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故事为题材，揭示“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道理。对于我国人民在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战胜困难起过一定作用。1978年，曹禺以七十岁高龄，不辞辛苦，仔细研究有关史料和作品，两次到新疆、内蒙进行实地考察，终于完成了剧本《王昭君》的写作。作家笔下的王昭君，一改哭哭啼啼、凄凄惨惨的“积悲怨”的面貌，以“乃请掖庭令求行”的史实为出发点，塑造了一个“淡淡妆，天然样”，有头脑，有胆识，为汉匈和好而献出青春的新昭君形象。这个时期作家更多的把注意力转移到历史题材上，剧作的思想内容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艺术上未见更大发展。此外，从30年代中期开始，曹禺还陆续改编过《财狂》《镀金》等外国戏剧作品，发表过改译的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
曹禺一生创作的话剧数量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大名剧，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史上留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曹禺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
剧作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和一切经典性作品一样，《雷雨》是说不尽的，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与阐释。
首先是《雷雨》的现实批判性和命运视角。曹禺一再声明，他在创作《雷雨》开始时“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而且一再宣称《雷雨》是一首诗。不是问题剧，是离现实很遥远的故事。但他同时又承认“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作家熟悉生活，忠实于生活，表现了严酷的现实，实际上还是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悲剧。《雷雨》以1925年前的中国社会为背景，从一个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揭示旧制度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剧本在一天时间，两个场景内展示了周鲁两家前后三十年错综复杂的血缘纠葛与矛盾冲突。人物只有八个，但人物之间的关系与矛盾却编织成一个极其复杂的网，在三条主要情节线索上反映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一条是周朴园与繁漪的矛盾，反映封建势力的禁锢压迫与资产阶级对爱情、家庭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斗争：一条是以鲁侍萍、四凤等同周朴园的矛盾，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不幸人民同剥削阶级势力的斗争；一条是鲁大海同周朴园的矛盾，反映着工人阶级同剥削阶级的斗争。曹禺以对现实、对人生的独特、深刻的理解与剖析，塑造了具有典型性的艺术形象，对生活作了深入的开掘。周朴园是封建阶级的纨绔子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使他成了一个拥有大产业的资本家。但是，中国的封建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并没有学到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期政治上、精神上民主、自由的长处，而只是学到了牟利的手段。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政治、思想、精神各个领域，浸透着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毒液。周朴园是资本家。但其灵魂并没有进入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境界，而是跋扈在封建主义的黑暗王国。中国的封建主义者总是惯于把自己打扮得“恭俭庄敬”、“仁义道德”，而在假仁假义的掩盖下实施着残酷毒辣的封建专制手段。培育了周朴园这个人物的封建主义黑土也孕育了周朴园伪善、专横、冷酷的灵魂。
这种鞭挞旧社会的艺术力量，曾经深深地激动了《雷雨》的第一个读者巴金，他“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觉得有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
然而，不论从作家的自我阐释中，还是从剧本的客观解剖中，都可以明显感到它的主题思想还有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对“命运”的追问以及要拉开“欣赏的距离”的艺术观点。曹禺也曾坦率地自白，开始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他的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感到的是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他说：“《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他的情感强要他自身所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于是，他“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著，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赢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作家以命运对人的主宰与捉弄，人对命运的抗争与失败，来展示人与命运关系的复杂性、现代性。在《雷雨》中，作家满怀悲悯的感情，写出了所有人物在命运面前无一例外的失败：周冲死于理想的幻灭，四凤和周萍死于乱伦的羞辱和恐惧，大海出走后下落不明，繁漪和侍萍住进了医院，周朴园惨淡经营的家庭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灭亡——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充分显示出命运不可抗拒的巨大威力和震撼心灵的神秘与恐怖。《雷雨》充满了偶然性：周朴园三十年来精心掩盖年轻时的罪孽，几乎做到可以乱真的程度，却毁灭于与侍萍的偶然相遇。侍萍走南闯北，含辛茹苦，竭力避免女儿重蹈覆辙，更不想与她生命中的克星相遇，却偶然陷入繁漪完全不是针对她来的报复的没顶泥淖之中。阔人家的公馆成千上万，为什么四凤偏偏要去周家，周家的花园道路纵横，四凤和周冲为什么一定会撞上那根不早不迟偏偏在那时断了的电线，大海为什么偏偏要去周朴园当董事长的煤矿做工。人与命运的相遇相撞，从来不是命运的败退或让步，而一律是人的更大的灾难的降临。
《雷雨》中的命运主题又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开拓：“一是人在命运的主宰下的无奈与无能，一是人对命运虽败犹荣的抗争。”前者使人物获得了哲理意蕴与原型品格，具备了超越具体时空的形而上的意义。后者体现着曹禺的人本主义观念表达人的不屈抗争的精神。《雷雨》在命运与人的较量中展开的整个故事框架和洋溢其中的悲剧意识，完整地显示出人的生存困境，呼应着古往今来对人生之谜的思考与困惑。与此同时，《雷雨》还以淋漓尽致的笔触，热烈地肯定了以繁漪为代表的对命运的抗争精神和抗争行动。剧本有层次地刻画了繁漪从爱到恨、从希望到绝望的心路历程。无爱的婚姻，对已经觉醒了的自我意志与个性的强大压抑，从情到欲的强烈的饥渴，混合成一股狂热的反叛与报复。她或许已经意识到那酝酿中的急风暴雨马上会毫不留情地撕碎周公馆里的一切，包括她的爱情、追求乃至全部的生命。但她意志坚定，毫不退缩，一步步实践着自己的报复计划，一步步推动着悲剧走向高潮。这种彻底的反叛精神，是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是人的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追求。正是在同命运的不屈抗争中，繁漪的那些乖戾的举止、怪诞的念头、阴鸷的情绪，才因为显示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志、人的不可完全征服的斗争精神而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同情，才放射出震撼人心的光辉、力量。她的抗争与追求，昭示着人是渺小的，命运是强大的，人可以被命运打败，但不可以被命运征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