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使用枪支的户外乡野的情趣活动中，机械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现代文明的产物双筒望远镜、摄影机和铝制的鸟脚环等，并没有伤害鸟类学的文化价值。假如不是船用马达和铝制独木舟的出现，钓鱼的机械化程度会远远低于狩猎。而且，运输工具的机械化不断侵蚀野地，给人们留下的徒步旅行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边缘偏僻的林区，人们用猎犬捕猎狐狸，这也许是机械局部入侵但没有破坏文化的典型事例。使用猎犬捕猎是最纯粹的狩猎方式之一，是“拓荒精神”的一种体现，是人与土地和谐相处的真实写照。而猎人故意不使用枪支，这也是一种道德的克制。可是现在呢？我们却开着福特车追赶狐狸！狩猎的号角声和汽车的喇叭声混杂在一起！可是我想，没有人会发明一只机械猎犬，没有人会在猎犬的鼻子上安装猎枪，也没有人利用现代机械训练猎犬。在狗的利用方面，机械制造商已经没有更高明的智慧了。
当然，野外运动的所有弊端不能全部归罪于机械辅助物。经销商在刊登广告时总会发挥创意，但创意并没有实物那么可靠，尽管两者可能都没有什么用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那些为别人提供指引的专栏。哪里才是打猎钓鱼的好去处的知识，完全属于个人财产。它和钓鱼竿、猎狗或猎枪一样，可以根据个人爱好出借或赠送，可是在娱乐专栏中公开出售它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而将它们变成免费的“大众服务”，告诉所有的人，则与上面两种情况也不相同。甚至连“自然资源保护”部分也在这样做，告诉人们哪里能钓到鱼，哪里有鸭子在觅食。这些组织化的混乱，将野外活动中的个人元素非个人化。我不知道正当做法与不正当做法的区别在那里，但在我看来，为别人推荐活动去处这种服务，已经不在正当做法的范畴之内。
如果那些地方真的是狩猎和钓鱼的好去处，那么为别人推荐好去处的服务只要能符合预期，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就可以了。但假如那些去处不尽如人意，那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的商人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其中之一便是钓鱼摸彩。他们在几条鱼身上拴上标签，凡是钓到有中奖号码的鱼，就能领取相应的奖励。这种结合了科学技巧和赌博的做法，肯定会为许多鱼类濒临灭绝的湖泊重新引来钓鱼的客人，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度垂钓的情况。只有当地的渔业商人才会因此乐得不可开交。
如果在专业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看来，这些事情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他们肯定没有忠于职守。生产器械的人和销售员同属一个公司，在利益面前都是一丘之貉。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尝试在野外饲养动物，通过改变动物的生存环境，从而将狩猎活动从追逐探索的过程变成坐享其成。假如这种转变真的发生，那么文化价值会发生何种改变呢？我们必须承认，在荒野探索的情趣和自由自在的捕猎之间有某种历史联系。布恩连农作物的收获都等不及，更别说动物了。传统猎人对于“收获”的观念的反叛，就是拓荒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坐享其成的行为违背了拓荒精神中“自由狩猎”的原则，所以无法得到传统猎人的认同。
至少在我看来，机械化破坏了拓荒精神，而且没有在文化价值上为这种精神提供替代。野生动物的“收获”却提供了一个替代品，即“野地管理”。对我来说，替代品和原物的价值相同。为了收获野生动物而取得的管理土地的经验，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耕作一样，具有相同的价值。野地管理让人们重新关注人与土地，而且还关系到道德的约束。在不控制掠食动物的前提下进行野地管理，在道德节制上是一种更高的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这种“收获”破坏了拓荒精神，但它鼓励了另外两种价值。
如果说，我们把野外活动看作是蓬勃发展的机械化过程和完全静止的传统之间的冲突，那么文化价值的前景确实不容乐观。可是，为什么我们对于野外活动的观念不能蓬勃发展呢？也许，要拯救文化价值，必须主动出击。在我看来，我个人的这种时机已经成熟，野外运动者可以为自己选择未来。
比如说，以往十年中，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野外休闲活动。这种活动虽然使用器械，但不会伤害到野生动植物，更没有成为机械的奴隶。而且它突破了地域限制，大大提高了单位土地能容纳的人数。这种活动没有捕猎量的限制，也没有禁猎的季节，而且不需要看守者。不过它需要老师，需要一种新的森林知识，其中要包括最高的文化价值。这项运动便是野生动植物研究。
最开始，这项运动只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当然，这种既困难又费力的研究工作肯定要交给专业人员。不过，仍然有许多小问题，可以供不同阶层的业余爱好者开发探讨。在机械发明领域，很早就有业余爱好者进入了。而在生物学的领域，业余研究的娱乐价值才刚刚被人们发现。
因此，业余鸟类爱好者耐思在自家后院中研究北美歌雀，并因此成为研究这种鸟的世界级权威。她的思考和工作，许多专门研究鸟类学的学生都望尘莫及。银行家布洛利喜欢为鹰装脚环，纯粹出于个人爱好；他从中发现了一个秘密：某些鹰冬天时飞往南方，然后又飞往北部森林。曼尼托巴省的农场主诺曼和克里多对于农场中的动植物很感兴趣，后来成为当地动植物研究的权威。介绍神秘的美洲狮最好的两本书之一的作者，便是新墨西哥山上的一个牧牛者巴克。不要觉得他们在工作中都不懂得休闲，他们只是明白，最大的乐趣就蕴含在研究未知的事物中。
大多数鸟类业余爱好者目前已知的动植物学知识，和他们将来可能了解的知识相比，只是凤毛麟角。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前的生物学教育，目的是使专业人员能够垄断这种研究。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只能假装自己正在进行探索发现，因为他们所做的，无非是证明专家们已经发现的事实。但年轻的业余爱好者应该明白，如果他的心中有一艘船，这艘船就能够在海洋中自由航行。
在我看来，提倡进行野生动植物的研究，是摆在野生动植物管理者面前最重要的工作。野生动植物还拥有一个特殊的价值，虽然这种价值只有少数几个生态学者看得见，但它却在整个人类的进取精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目前已知，动物群具有一些行为模式。每个动物个体虽然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但却在实际上促成了这种模式。比如，兔子并不知晓它们的数量会有周期性变化，但它们却无意中成为实现这周期性变化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对个体的研究辨别这种行为模式。即便我们对兔子进行尽可能的研究，依然无法明白兔群的周期性变化。答案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才能得到。
这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人类是否有一些自己并不知晓，却无意中促进的行为模式？比如暴乱和战争？骚乱和革命？
在许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人类的集体活动是个体意志活动汇集的结果。外交家则认为，政治团体的特质和高尚人士的特质相似。而经济学家则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游戏，我们对于历史的感知是后知后觉的。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与兔子相比，我们的社会过程更高级，更有意志内涵；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物种，在环境的制约下，我们可能有一些尚不知晓的群体行为模式。而且我们对于某些已具有群体行为模式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
这种对于人类群体的行为基础的怀疑，使得人类唯一的相似体——高等动物——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价值。关于它们的文化价值，厄林顿等人早就指出过，可是我们从没有利用过。因为我们找不到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现在，生态学开始注重人类的相似体，在动物群中寻找自己遭遇的问题。通过研究生物群的一小部分运作方式，我们就能得知整个生物群的运作机制。这种深入探索的能力以及对于它们的批判性理解，就是未来的森林管理知识。
曾经，野生动植物养育了我们，为我们塑造文化；现在，野生动植物依然为我们带来欢乐。可是我们去尝试运用现代化的机械获得那些欢乐，反而破坏了它的文化价值。假如我们改变对待大自然的心态，那么得到的不仅是乐趣，也是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