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消费主义要讲吃，中国人民真会吃。我到广东，中山大学的师友和我聊天：“夏老师，你看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什么都能吃；你看地上站着的，四条腿的，除了桌子和椅子，什么都能吃。”我到广西，广西人民大吃大喝也极其生猛。有个地方叫食街，一进去我就惊呆了，漫长的非常狭窄的走廊，左侧是餐桌，右侧是食客，川流不息啊。那种汹涌澎湃让我想起了一个战争片《地道战》：鬼子进村了，子弟兵要冲上去，老百姓要退下来，就是这么一种汹涌澎湃。中国人民2002年吃掉了七千六百亿人民币。上海市七宝中学的新校区建设，整体建筑与征地花的钱才一亿多人民币。上海交大闵行校区占地五千亩，是三个上海动物园那么大，国家每隔五年才投资十四亿。后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2004年中国人民吃掉了八千四百亿人民币，后又公布2004年全国用于公款吃喝两千亿人民币。吃公款就吃得更生猛、更浪费，一桌菜很可能才吃掉五分之一，其余就全扔掉了，扔给猪吃。我有时候想，中国的猪生活得真幸福。（笑）深圳曾推出满汉全席，价位三十四万六千元。也是在去年（2005年），深圳推出中秋月饼一盒四个，八千八百元。我以为这是极限了，但我又落后了，今年同样在深圳，一盒月饼值九万六千元，因为月饼的馅不是豆沙也不是蛋黄，而是金戒指、金项链、翡翠，是用来贿赂贪官的。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确实到了无边无际、无可遏制的地步，太可怕了。
消费主义的可怕，还不仅仅在于挥霍、浪费，最可怕的是，在消费主义氛围里长大的青少年，慢慢地滋生一种观念，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作为一种价值心理定势，他判断世界万物的第一条便是：能不能换钱，有没有用。唯利是图，实用主义，可以说是今天的同学们及其家长权重人生的第一尺度。尤其是在对孩子前途的设计方面，第一意念就是读什么专业有可能赚钱，赚更多的钱，于是在高中毕业将填大学志愿表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诸多父母亲对大学缺乏想象，最想让孩子上大学的家长，往往最不了解大学是什么。当然我这么讲，绝对不是指责你们的父母，或瞧不起你们的父母，因为我和你们父母是同一代人，我能体会他们对大学的民间想象的苦衷，根子不在他们身上。在此，我只想表明一个事实：对大学的狭隘想象会导致家长不支持同学们考文科，而考理工科；假如考文科，也不是首选基础人文学科，而是应用社会学科，或是工具性技能性很强的学科。比如第一志愿是外语。假如外语学得不过硬，便考对外贸易，考会计，考经济系。考经济系呢，最想选择金融专业，因为金融专业和钱连在一起。当然还可以考对外汉语系。填高考志愿时为什么把外语、外贸、对外汉语、金融专业看得那么重？不难看出，背后都流露出父母对大学的期待基本上是消费主义的期待。推动父母用力去培育孩子成才，此才首先不是专业层面上的才，而是可以赚钱的才。这离真正的大学、大学的理想和理想的大学差距甚远。
我说得这么多，不是指责在座同学们的家长，而是想表达一种对他们的深刻的理解乃至同情。比如我的父母当年并不希望我考高中，只愿意我上中专。为什么？两个原因：一、家里太穷，二、根本不懂什么叫教育，什么叫大学。当时在我的父母的视野中是没有“大学”这个词的。即使知道有大学，大学也与他们的日常生存无关。因为我爸小学四年级没有读完就到上海来打工了（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妈二十余岁，在浙江农村活得不如意也到上海来打工了，所以我是打工仔的后代。我知道他们非常穷，此穷不仅是日常匮乏，更是指对人生设计失去想象力，蛮以为只要把每天的日子（首先是吃饭）能够应付过去，让孩子能够长大，不要生病，再找一个职业能养家糊口，这已经是幸福了。他们活得很艰难，自然也活得有骨气，但同时我还要说，他们对人生有可能怎样过，委实缺乏想象。他们不能想象读书，尝试独立思考，母亲有时候批评我，当我发现她有些话说得不合适，我会用眼睛看着她。我妈最生气的就是我用这种审视的眼光，她认为这种眼光就是不听话，是反抗，进而认为这种反抗都是读书太多的缘故。所以有时她生气会把我最喜欢的书从二楼往楼梯口扔。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事。当她开始领悟大学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已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了。1984年，我在华东师大毕业留校执教已经三年，母校给了我一间房，十四点五平方米。当时一个平民，能在上海有一个独立空间，已是命运的馈赠了。所以当我从家中住了三十四年的小卧室搬出去，母亲被震动了。从家门到可以停搬场车的街口是一条六十米长的小弄堂，其实我没有什么家当，只有一张床，一个书橱，一个小圆餐桌（是邻居送的），还有的就是书，四十几箱书。我搬书的时候，我妈跟着我，对邻居唠叨地说：“我的儿子没有财产，只有书，只有书。”我很感动，我想，妈，你为什么要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以后才知道书的分量有多贵重？！因为我妈太穷了，穷得她也不可能早早明白书里还有另一种精神世界。现在我妈已经八十多岁，和邻居老人搓搓麻将，因为是浙东人，脾气很倔，邻居就批评老太太说话厉害，没有文化。我妈这样回答：“是的，我没有文化，但请问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在上海交大，又在华东师大当教授，当博导？！”人家都不吭声了。我妈骄傲地告诉我，她就是这么对付邻居的。我心里想：妈呀，为什么大学的分量一定要等你的儿子当教授了、当博导了，你才能体会呢？因为艰辛压抑了她的想象力，使她很难早早明白什么叫大学。我妈的故事，可能就是在座同学父母的故事，他们神往着大学，他们往往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他们只能凭在底层一个草民艰难生存的有限想象，去想象所谓前途。找一个好专业，毕业后，有一个体面的岗位，有着体面的收入，当小白领，再结婚，生子，于是就觉得不虚此生了。他们不知道大学的本质不是高层次的职业培训所，大学不仅仅要让每个同学专业成才，更重要的是告诉每个同学，“精神成人”比“专业成才”重要100倍。我在解放军第二医科大学对一群年轻军医讲，医学院无法苛求每个学生一毕业就对症下药，就妙手回春，一个个像华佗、像扁鹊，那绝对不可能，那是神医。但我们有理由期待，医学院的同学们应学会对病患交到你手上的那份信赖和生命的安危，有一片仁爱，有一种敬畏。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医术不高明还可以学习，假如一个人医术非常高明，但心术不正，把一个好人给悄悄治死了，却太容易了。最近看到一则消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住了一个病危者，他的儿子是大款，愿意为父亲的安危付很高的代价，医院竟乘人之危，病人住院60天，花了160万人民币，每天要花两万多元，最后还没治好。后来核实账单，看到有很多根本不必注射的高价针剂，但医院为了赚钱，竟把它们全部注入病人体内。什么叫“心术不正”？这就是。
同学们，你们今年读高一，你们都是为了上大学而读高中的，我给你们讲讲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学。我很佩服19世纪50年代那个著名的教育思想家，他叫纽曼。纽曼曾任英国爱尔兰天主教教会大学校长。他说，真正的大学教育是博雅教育，是自由人的教育，是让每个学生心灵变得独立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怎样才能全面发展呢？一个是博，一个是雅。博，不仅仅是让理科生学一点文，让文科生学一点理，以使知识学层面的文理汇通。博是指一个人的精神视野非常开阔，对万事万物都能用辨证的眼光去看，看到万事万物间的复杂关联、内在联系。假如一个人真有这种眼光，能把世界看得很透，把人生看得很透，那么他的气质因此变雅，雅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处变不惊，镇定自若，沉稳弘毅。因为他知道他所面对的究竟是什么。他说，要让每个同学的品性达到博雅有很多手段，比如有一种导修制度，可让每个教授带几个同学，每星期要共进午餐，饭后，教授一定要和所带的同学聊天，拉家常，把师生距离缩得最短，让同学在成长过程中碰到烦恼时，有一个值得信赖又很智慧的老师，可以给你及时点拨。有人说剑桥的大学生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被教授的烟斗熏出来的。这种教育才是迷人的教育，因为深入你的骨髓。还有他们的校园不一定大，但绝对讲究校园文化的积累。真正的人文氛围不是标语贴在墙上的，它应该像青草和树木，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比如有个同学走进剑桥大学的某个寝室，寝室门口有块铜牌，说在多少年前，大科学家牛顿曾经在此住过；又比如大生物学家达尔文曾就读剑桥的三一学院，也在这里住过，你有什么感觉？你会感到我睡的这张床，牛顿竟也睡过，你将一夜无眠。于是你就把自己的命运和母校悠久的历史，乃至从母校走出来的伟人的灵魂，在这夜晚做神圣相遇。这才是真正的大学。这样的大学是有传说、有故事的，有一种值得你一生回味的魅力。
你们知道什么叫母校吗？母校，是远游的学子在他活着的时候，有可能前来凭吊他所掩埋的青春美丽和忧伤的地方。这才是母校的迷人之处。上海市七宝中学是我的母校，她即将迎来六十华诞。你们在六十周年那天，会看到很多老人，满头白发，路都走不动了，他还要到母校来看一看，摸一摸。因为他知道就在这个校园的某个角落，曾经掩埋着他青少年时的美丽和忧伤。这让他感动一辈子的美丽和忧伤究竟是什么？或许他永远也不愿意跟人家说，但却甘愿将此心灵财富深埋在母校的土地。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化。所有真正的文化都指向每个同学的灵魂的成长。所以你在母校的三年乃至六年的生活里，假如让你难忘的忧伤和美丽越多，你的心就越充实、丰盈、丰富乃至成熟。我还想说，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好不好，主要不是取决于你的穿着是否名牌，或日后的地位、收入是否显赫，而主要取决于你的一生，真的能让你终生难忘的感动发生了多少次。不仅是人家感动了你，同时也应该是有朝一日，你以你的辉煌和实绩，让母校为你感动。这样的人生极其美丽。
最后，我想说，消费主义问题，委实是一个与每位同学的生命选择有关联的真命题。我有时候想，当你这一辈子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把这一辈子最想讲的话都讲了，那么当你活到像我这样的年龄，或像我妈妈八十五岁高龄，那你就死而无憾了。大学生有时候会问我很尖刻的问题：夏老师，你想过自己某一天会死去吗？我说我想过。我经常会遐想自己会这样死去：半夜了，我还在书房，趴在桌上睡了，妻子来看我，看看杯里的水是否凉了，她见我睡了想推醒我，我不再醒来。马克思就是这么死的，当然我不是马克思。我还说，假如我真的死了，骨灰可以这么处理：三分之一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算了，近乎鲁迅所说，死了埋掉就拉倒；三分之一埋在我的母校华东师大，那里有一条美丽的丽娃河，是这条河改变了我的命运；最后一份三分之一，则掩埋在我工作的上海交大闵行校区。为什么这么选择？因为我相信我所教过的学生，不管是交大的还是华东师大的，他们不会忘记我，假如知道老师的骨灰埋在这里，他们会前来看一看的。假如我在九泉有知，我会很欣慰，因为我这一辈子过得值。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