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修仪表，内修品格。为君子者，远看举止不凡，近看和蔼可亲；闻名如雷贯耳，深交魅力四射。身居高位，天下仰之；身处民间，乡邻敬之。做人到了这种境界，可以无憾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季羡林语录：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先生还自称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只是季羡林先生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
君子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与天地共存的默契，如丝缕般交织在一起。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往来频繁，而注重的是心灵的默契和呼应，并不是表面上的亲近、热闹。
春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琴家叫俞伯牙，同时，他也是晋国的士大夫。荀子在《劝学篇》中说：“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匏巴弹瑟时，连水里的鱼都要越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时，正吃草料的马也会仰首而听。可见，荀子对俞伯牙的演奏技术是评价如此之高。
有一年八月，俞伯牙奉命外出办事。在乘船返回，路过汉江口停泊休息时，正值八月十五，月色幽美，他闲着无事，便抚琴一曲。雅兴正浓之时，发现有人在偷偷欣赏，就把这个人请到了船上。这个人便是钟子期。
交谈之中，俞伯牙发现钟子期不但对自己名贵的古瑶琴来历十分了解，而且对琴理十分精通，欣赏弹奏更是内行。俞伯牙想着高山弹奏，钟子期就听出“巍巍乎志在高山”；想着江河弹奏，钟子期就感叹“汤汤乎志在流水。” 俞伯牙为在此遇一知音很是激动，当时就与钟子期结为兄弟。两人促膝长谈直到天亮，还觉意犹未尽。
临别时，二人约好第二年再相会论琴。
一年转眼即过。钟子期卧病在床，生命垂危，年迈的父母守在榻前伺候。临终前，钟子期只求父亲能把他葬于江边。他说：“为了一年前的约定，不能活着等，死了也要在江边守侯……”
而俞伯牙自从与钟子期船头一别，约定一事始终挂在心头，又一个中秋将至，伯牙便伯不及待地向晋主告假，宁可因此丢去官职，也不能违信失约。
只是，当俞伯牙到了他们相约的江边时，才知钟子期已经不在人世。在钟的坟前，俞伯牙不由放声痛哭。他取出瑶琴盒膝坐在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这个故事曾在千百万华夏子孙的内心泛起波澜，它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正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能像钟子期这样临终不忘自己的诺言，死后还要“守约”的能有几人？像俞伯牙这样宁可丢官也要履行自己诺言的又有几人？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所以说，真正的友谊不见得天天在一起或者经常见面，但肯定彼此会心灵相通。
就季羡林先生本人而言，他则称师友是他一生财富。季羡林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纵望98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每一位师友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他的心版上。
季羡林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文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而胡乔木、臧克家、沈从文等等朋友也一直为季羡林所感念。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说，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被世人推崇为朋友相交的最好境界，也是季老交友的准则。事实上，君子之间的关系就应建立在道义之上，像清水一样纯净高洁，不掺杂世俗的物质利益和过浓的情分，也避免了互相之间的拉拢、利用、吹捧等，这样纯洁无私的朋友关系才能维系的长久，才是君子应遵循的。
人生短短数十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会结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也会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千金易得，知己难求。逢一知己，死而无憾。
那么，为什么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因为这是一种相互的信任和生活所带来的平淡后的宁静与幸福，“淡”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时间验证的朋友味道；最主要的是“淡”如平静的水，而不是汹涌的波涛，真正的朋友之间不需要有大风大浪一样的日子，能够和气、平安、健康、快乐、珍惜、信任、像水一样的清澈透明的友谊足以！
一日一心得：
以一颗平和的心对待朋友，以一颗明智的心善待友情，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不乞求得到任何回报，在朋友的世界中，多一分洒脱，多一分恬淡，这世间便多了一份愉悦，一份快乐，还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友谊。
君子成名而不逐利
季羡林语录：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人的一生，无论贫富贵贱，穷达逆顺，都免不了要和名利打交道。对待名利，人们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追名逐利，一种是淡泊名利。过分看重名利，你就会整日绷紧神经，心浮气躁，甚至茶饭不香，活的很累。
季羡林一生淡泊名利，把钱看得很淡，把名看得很轻，把人品看得却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仍留在北大担任教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当选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荣誉。虽然他的各种荣誉光环满身，但他却看得异常淡泊。尤其是他主动摘掉外界加在自己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更是被传为佳话。他说道：“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摘掉”，“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和文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布什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探测切想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
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报11月钱钟书法家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季羡林先生说：“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对这段话深表赞同。我们没有必要非把别人变成圣人，纯粹的只懂奉献而从不为自己的“傻子”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先生的话能为大家所接受，也比较符合现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道德的人的正确版本。当然，在危急关头、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见到的是许多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英雄。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追求“名利”者变的繁多，而视名利淡泊者，却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用现代人的文明说法，那叫“正确直面人生，体现人生价值”，所以在官场上，生活中，便有了溜须拍马、奴颜婢膝、人云亦云的一类人。明目张胆地干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干着只有某些领导喜欢的勾当。这一切都是名利诱惑的结果。有的人可能就此平步青云直上，有的人可能追求的方向不对，道路没有看清楚，或者贪欲过度，最后滑倒在连人身自由都失去的泥潭里。
季羡林先生的历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地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升华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走进淡泊，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工作之余，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思考。人生在世，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有进有退，有荣有辱 ，有升有降，有高潮，也有低潮。如果我们认识到平淡是真的道理，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心理平衡，做出明智的选择。“淡泊以明志，宁静而志远”，这是一句富含哲理的话。这同“要想取之，必先与之“，“欲达目的，需先迂回曲折”的道理一样，就看你怎么样去运用了，这同样可以去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一日一心得：
生命是一种轮回。人生之旅，去日不远，来日无多，权与势，名与利……统统都是过眼烟云，只有淡泊才是人生的永恒。何必去把个人的得失看的太重，又何苦去沉吟社会的不公，人情的炎凉，世态的无常呢？做任何事都要，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遇到烦恼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淡泊为怀，知足而且常乐。这样也不枉来世走一趟了。
当仁不让真君子
季羡林语录：自人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哪一个正人君子，给自己的小人敌人脸上抹黑，造作流言飞语，把他们“搞臭”，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这些卑鄙的勾当是小人的专利，是小人的特长。小人如此为之，此正人君子之所以不为也。
季羡林曾多次说过：“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仔细想一想，这个标准恐怕不能算低吧。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百分之六十，为自己着想百分之四十，天下岂不早已太平，国家岂不早就成了“君子国”，国人岂不早已成了桃花源中人。
季羡林还说过：“我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我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我只能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这次季羡林不客气了，他当仁不让，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其实，了解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一事当前，他为别人着想，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所以，季羡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他说：“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能证明这一优点的最好例子，便是季羡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反对那个执行极左路线，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虽然因此遭到抄家、批斗、劳改、踢打、关牛棚等等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季羡林从未屈服过，并以此为荣。
季羡林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光有君子，同时还有小人，我们自身要做一个君子，但对于小人却不得不防。所谓小人，是指那些人品差、气量小、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人。在待人处事中，谁都不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但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种人，所以在生活中，千万要小心，不要轻易得罪这种人，因为一旦得罪这种人，可能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些小人的眼睛总是牢牢地盯着别人的利益，随时准备多捞一份，为此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来算计别人，有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他算计了，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所以与此类人交往，一定要慎之又慎。
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是的，君子都是一些看见别人欢笑他开心，看见别人落泪他难过的人，他们本着一颗好心，总希望别人事业顺利、生活和美。就像那句歌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以他们愿意“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所谓“成人之美”，就是帮助别人完成好事，帮助别人成功。历史上，这样的君子屡见不鲜，东汉儒学大师郑玄即是其中之一。郑玄立志遍注天下经书，他曾潜心研究《左传》，并开始了注释工作。《左传》是一部用大量历史资料来解释《春秋》的史书，它对《春秋》有所补充、有所纠正，成为研究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之间中国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由于年代久远，存在文字和史实的障碍，后人不易读懂，所以郑玄决定为它作注，以方便后学者阅读。
有一次，郑玄外出旅行，夜宿客舍，听到外面有人谈论注释《左传》的意见。郑玄倾听很久，觉得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立即跑出去和那人交谈。最后他说：“我早就想注释《左传》，尚未完成，先生刚才说的，看法和我一样。应当把我的注释稿本全部送给你。”那人就是后来以《春秋左氏传解》而闻名的东汉学者服虔。
服虔能够完成《左传》的注释，郑玄的慷慨赠稿功不可没。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上传为美谈。
郑玄不惜出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成全服虔的事业，堪称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