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ney和Philipich（2002）研究了安达信的审计失败对其审计师声誉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安达信宣告其存在审计过失的三个相互关联的事件日后累积市场异常回报（CAR）显著为负，其中负责安然公司审计业务的休斯顿分部审计的上市公司负的市场异常回报幅度更大。表明投资者通过审计失败降低了安达信的审计质量，审计失败损害了审计师的声誉，并且影响了被审计单位的市场价值。
方军雄、许平、洪剑峭（2006）的文章结果发现，以银广夏事件作为研究切入点，发现银广夏造假公开日和中注协宣布将对中天勤进行严肃查处日其审计的其他上市公司异常报酬率显著为负，异常交易量显著不等于0。文章验证了了职业声誉损害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审计师声誉具有信号传递作用，能够表明被审计单位的会计信息质量较高的信号指示，从而提高被审计单位的价值。因此说，审计师声誉具有经济价值。
2.4.4审计师声誉的衡量
DeANGELO（1981）认为，即使审计师初始技术能力相似，审计质量仍然与审计师规模相关。理由是，大的审计师有着较多的客户，作为现任审计师，拥有更多客户的准租金。当审计失败时候，大的审计师将会损失更多的客户，损失更多的准租金。审计师的这种更多准租金可能损失的“担保”增加了较大审计师的审计质量。这样，有理由认为，大的审计师有着更高的声誉。
Francis.J.and D.Wang（2008）认为如果不考虑4大与非4大事务所的审计师执行符合要求的审计质量的审计程序，较强的产权保护体制并不会影响会计盈余质量特征。国际四大的声誉还是具有其他事务所所不具有的特征，审计师声誉的四大与非四大的两分法具有其他划分方法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美国和澳大利亚审计市场的证据表明，全国性的审计师单独并不存在审计溢价，但如果同时是城市的领袖审计师则存在审计溢价。审计溢价水平在澳大利亚为24%，在美国为17%。（Ferguson et al.2003；Francis et al.2005），在澳大利亚，城市领袖审计师如果不是全国性审计师就没有审计溢价（Ferguson et al.2003），但是在美国则存在这样的审计溢价（Francis et al.2005）。Casterella，Francis，Lewis，and Walker（2004）运用1993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小客户市场六大行业专长审计师存在审结费用溢价，但是客户的审计收费随着相对于其它客户的增加而逐步减少。无论是大客户还是小客户市场，客户讨价还价能力跟审计收费负相关。
王鹏、王咏梅（2006）的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市场确实更认同信誉好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温国山（2008）本文对“四大”于2003至2006年期间在中国A股证券审计市场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研究发现：“四大”的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与此同时，其各成员所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较之“非四大”，其客户规模大、财务质量高、ST（或ST）客户比例低，另外，“四大”的独立性强，在相关行业具有显著的行业专长，审计质量高，审计收费比率低。
综合看来，四大与非四大的区分方法成为研究审计师声誉最为常用的方法，同时行业专长、城市领导地位的事务所对与审计师声誉的衡量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2.4.5审计师声誉与审计收费
审计师声誉是否存在溢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一类认为审计师声誉有着明显的溢价。另一类认为，审计师声誉没有明显的声誉溢价。正如Francis（1984）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审计师规模对于价格的影响是关于审计市场竞争、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的一个复杂函数。
产品差异有可能使得规模大的审计师因为审计质量较高而收取较高的审计价格，审计市场的竞争和规模经济则使得规模较大的审计师降低审计价格。这样，审计定价应该取决于产品差异对审计价格的增加和规模经济使得审计价格降低之间的力量的对比。而实证研究中则的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审计师规模对于审计定价的影响的结论。
在Simunic（1980）的文章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证明8大审计师收取较高的审计定价，文章认为审计师规模较大并没有影响市场的竞争，其中除了普华永道收取较高的价格外（对大客户市场显著），其余7大甚至收取了稍低的审计价格（不显著），似乎说明审计市场中规模大的审计师由于规模经济而稍微降低了价格（不显著）。严格的说，Simunic（1980）的文章并没有得出审计师规模（声誉）影响审计定价的确凿的证据。
Francis（1984）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证实了8大审计师比非8大有着显著高的审计定价，而且在大客户和小客户市场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似乎说明了审计产品差异对竞争的影响。
对于上述Simunic（1980）与Francis（1984）似乎相反的结论，Francis和Stokes（1986）认为，Simunic（1980）与Francis（1984）的研究结论差异源于二者对被审计对象的规模分类采取了不同的标准。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差距的产生原因，他们以1983年96家最大的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与另一组9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了模型估计。他们的结论显示：对于规模小的上市公司，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较其他事务所的审计收费高；但对于规模大的上市公司，大的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其他事务所的收费并没有显著差异，即事务所的规模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
Francis，J.，and D.Simon（1987）发现8大审计师相比较于第二梯队的全国性事务所以及地方所存在审计溢价。审计溢价的存在说明了审计产品的差异性，至少在被审计人规模较小的审计市场上得到证实。Palmrose（1986）文章证实了在审计师规模和审计费用之间显著的联系，并且是基于8大与非8大的两分法，而不是基于行业专长的分类。
Michael Firth（1993）认为服务产品的质量的衡量很困难，消费者不得不依靠提供者的品牌声誉。文章检验了会计公司的品牌声誉是否存在审计溢价。样本数据使用了更换品牌名称的事务所，以及这种变更对于审计费用的影响。结果显示，重新定位于高的审计声誉的事务所导致了更高的审计费用。品牌名称在审计服务的提供方面显得很重要。
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以2001年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数据利用Simunic的模型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事务所规模对审计收费并不具有重要影响。李爽、吴溪（2004）的研究表明，十大与非十大之间的审计收费没有显著差异。刘斌等（2004）的研究也没有发现二十大与非二十大之间的审计收费的显著差异。
Chenetal（2005）与吴溪（2005）对2000—2002年B股审计市场的研究表明，国际五大在竞争性的法定审计市场没有赚取显著地审计收费溢价，仅在寡占性的补充审计市场中获得了显著的审计收费溢价。
何卫东（2002）以1999年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数据研究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会计师事务所类型审计价格相关。伍利娜（2003）利用我国上市公司首次披露的2000年和2001年的审计费用的数据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以及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是否是国际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年度财务审计费用显著相关。王善平、李斌（2004）用2002年深市数据发现二十大具有显著的审计收费溢价。朱小平、于谦（2004）发现，十大的审计收费显著高于其他事务所。漆江娜等（2004）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的审计收费显著地高于其他事务所，而且经国际四大审计的财务报表具有更低的操控性应计项目。因此，这种收费溢价被解释为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异质或声誉溢价。郝振平、桂璇（2004）对B股公司境内外审计费用的研究表明，国际四大具有显著的审计收费溢价。李连军（2004）发现，国际五大的审计收费显著地高于非国际五大，而在非国际五大中，国内五大的收费也显著地高于其他事务所。
吴应宇，毛俊，路云（2005）以2001—2004年我国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修正的Simunic模型对不同资产规模的客户支付给“五大”的费用溢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型客户向国内“五大”支付审计费用溢价，而小客户则不支付溢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