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1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来自美国的传教士约翰·马吉作为检方证人出庭作证。这位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平民的美国牧师，将自己拍摄的总长105分钟的纪录片带到了法庭，作为重要证据当庭放映。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画面，震惊世人
殇城
亲历者
佘子清——时为南京居民
张秀红——时为南京居民
李秀英——时为南京居民
吴殿飞——时为南京居民
夏淑琴——时为南京居民
熊秀芳——时为南京居民
写稿子那段时间里，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左邻便开始吵架，东西摔得叮当山响。两个小时后，按照惯例，右舍断断续续的女人呻吟声将会持续20分钟，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然后，太阳升起，然后，我爬上床睡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星期，在这栋充满生活气息的大楼里，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甚至不用猜测就能知道，左邻的男人似乎有了外遇，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在他尽管小心还是会发出很大声音的开门回家后，女人的喊声让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她已经受够了。男人没有声音，不知道是无语还是心虚得发不出声音。右舍是对新婚的小夫妻，又或者是同居的小情侣，每一天都激情四射，旁若无人。
在左邻右舍的“陪伴”下，那时的我才可以暂时从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甚至有了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是在1937年的南京，我和左邻和右舍又会在做什么？左邻的男人会不会深夜回家又深夜离家出走？左邻的女人会不会觉得男人有外遇就是值得摔东西的？右舍的年轻人会不会这么朝气蓬勃？而我，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那样的夜里，我很不按照常理地感谢着他们。是他们一直提醒着我现在不是1937年的南京，是他们让我一直能够尽量平静地整理我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无法客观的叙述，我也想做一件事，推开一扇门，告诉他们1937年冬天的南京。
编导马静
“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167页。]1937年5月，在上一年的西安事变中率先进行报道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来到东京，对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印象深刻。
“七七”事变后，贝特兰决定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他在文章中描述说：“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都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他感慨：“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此时，南京城外人声嘈杂——国民政府斥资49万银元修筑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紧张施工，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城防工事中造价最高的。
已经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了，南京城里的百姓们已经从空气中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这一年，刚满5岁的佘子清已经能够帮家里赚钱了——他守着一个香烟摊子。而他妈妈每天早上给几十户倒马桶，补贴家用。
据佘子清回忆：香烟摊子摆在家门口，正对着夫子庙小学。看到小伙伴们纷纷走进学校，他羡慕不已。他去跟老师哀求，也要上学。老师看他可怜，同意他去听课，不办正式入学手续。佘子清便成了一名旁听生。他每天自带一只小板凳，坐在教室角落听课，把作业本放在腿上写字。
和佘子清一家相比，中华门附近以种田为生的张秀红一家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总是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种的菜把它弄到城里头去卖，卖出去才能买点儿米。油一年到头都没得吃，没得钱买。”回顾当年，张秀红叹道。
这一年，张秀红刚满12岁。她没有想过上学的事，因为除了帮大人下地干活，她还要做一家人每天的三顿饭。“我小时候什么野菜都吃过。搁一点儿米，加上野菜，做一大锅糊糊，就这样吃。”
暑假还没到，佘子清就发现，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被迫停课，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车站的路总是堵得满满的。这孩子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苦恼的是没人停下来买他的香烟了。
这孩子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向这座城市敞开了。
人间地狱，他们无处可逃
1937年8月15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对南京开始空袭的命令。
佘子清记得，南京被轰炸的时候，大家都躲到家附近的防空洞里去。那些防空洞很简易——底下挖个洞，上面堆麻包，麻包上面再填土。
空袭越来越频繁，被炸毁的房屋和死伤的人数不断增多。
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的人们，将全部的存活希望寄托在守城的国军将士身上。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打响。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下令毁掉所有可渡江撤退的船只，誓率10余万将士与日军决一死战。
战局不利。南京外围阵地不断被日军突破。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述：“12月9日，松井石根发出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令死守。10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惨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626页。]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佘子清看到，背着枪、歪戴着帽子的国军士兵乱哄哄地跑，担架上的伤兵痛苦不堪。他听大人们讲，南京要完了，日本人要进城了。
12月12日，自拂晓起，日军集中火力对城垣守军发动猛攻。雨花台阵地被敌人攻占，中华门遭到炮击，城里秩序大乱。唐生智下达撤退令，守军开始了混乱的撤退。“撤走的时候，他们都烧房子，茅草屋也好，小瓦房也好，大楼房也好，都点火烧，他们说不留给日本人住。”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吴殿飞回忆说。
当晚，唐生智乘小火轮渡江北去。大批来不及撤走的士兵脱下军服，扔掉了手中的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634页。]
佘子清站在家门口，有大人边跑边对他喊：“孩子，日本人来了，快跑啊。”
“有钱人都跑掉了。”张秀红回忆说，“我们跑哪儿去？讲个没出息的话，吃饭都没钱吃，怎么跑啊？就蹲家。”
1937年12月13日，轰炸停止，以师团长谷寿夫为首的日军第六师团自中华门进入南京。
在一段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进入南京的日军士兵满面笑容，对待老百姓彬彬有礼。这些画面传回日本后，立刻家喻户晓，士兵们成为家乡父老心目中的英雄。观众们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就在日军搭设的拍摄场地之外，另一部藏匿着的摄影机偷拍下来的真实画面，把日军描画的天堂彻底颠覆。
手持另一部摄影机的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日军入城后，马吉牧师四处奔走，偷偷拍摄了8卷16毫米胶片。当这些画面最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举世震惊——那分明是一个人间地狱！
以下为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美］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说：“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美］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
日军进城的3天内，12000名平民惨遭屠杀，30000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在长江边被集体杀害。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4页。]
日本兵到了张秀红家。
这是张秀红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听不懂的语言，对准自己的枪口，将这个小姑娘完全吓傻了。
日本兵要把张秀红拖走。张秀红的爷爷把她死死抱在怀里。“爷爷说，她太小了，太小了。我那个时候还很矮。日本人说不行，用刺刀戳爷爷。”张秀红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精光的……我这个腿，肛门跟下部整个撕的，一直撕到尾骨了，撕开了。后来我就昏死掉了……我现在坐凳子就不能坐，尾骨这个地方疼。”
寒冬时分，天黑得早，地下室里没有电灯，黑咕隆咚的。19岁的李秀英已有7个月的身孕，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害怕。“鬼子穿翻毛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哗啦哗啦的，就晓得他们来了。他们进来就到处看，把老太太推回屋里，年轻女人就朝外头拽。”
日本兵要拽李秀英走。她不甘受辱，和鬼子搏斗。鬼子一刺刀戳到她肚子上。
李秀英被戳了37刀，除了肚子上的1刀，脸上18刀，腿上18刀。奄奄一息的她被父亲送进医院，经紧急救治，命保住了，胎儿却没了。
日军进城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事件。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难民，负责人是来自美国的明妮·魏特琳。12月17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漂亮的就拖走，不漂亮的就打机关枪，五六十个女娃，嗒嗒嗒，一下打死了。”张秀红说起她的亲眼所见。
日本兵随意杀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少年吴殿飞有一个8岁的弟弟。日本兵来了，大家都跑，弟弟跑得慢，被一个日本兵砍了一刀，死掉了。吴殿飞一边跑，一边哇哇大哭。
7岁小姑娘夏淑琴全家9口人，7人遇害。她的小妹妹才1岁，本来是被妈妈抱在怀里的，生生被日本兵抢走，用刺刀刺死。夏淑琴和另一个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姐妹俩成了孤儿。
根据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载，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内，被杀害的平民和战俘总数大约有20万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被烧毁的、被投入长江的以及日军自己处置的尸体。《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一书确认，“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20余万人，总数达30万人以上”[左禄主编：《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今天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石墙上，镌刻着一行大字：遇难者300000。
南京，到处都在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明妮·魏特琳的记述是：
……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陈晓卿、李继锋、朱乐贤著：《抗战十五年——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不是一天两天，天天这样子。”张秀红说。对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日子。
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