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因为保持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为实现这个任务所采取的措施也是阶段性的，带有临时性。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保持南中的粗安，诸葛亮采取了不留外人，不留兵的措施。所谓不留外人，并不是说在蜀汉统治南中四十余年中始终没有外人，也不是说在南中所有地方都不留外人。所谓不留外人，即在夷、汉粗安时期，在矛盾斗争异常激烈的地区不留外人。我们知道，南中之乱，反蜀活动最猖獗的是益州郡的雍闽、孟获，越嶲郡的高定。蜀汉在平定南中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也是这两个郡。南中战争结束后，诸葛亮把益州郡改为建宁郡，用建宁郡俞元县人李恢为建宁太守。分出越嶲、永昌郡的一部分建立云南郡，用永昌不韦县人吕凯为太守。建宁郡和云南郡，分别是李恢与益州郡叛军、诸葛亮与孟获激战的地方，在这两个郡，诸葛亮委任的郡守全是南中人。至于越嶲郡，情况比较特殊。在诸葛亮南征前，曾用巴西人龚禄任太守，但南征开始后，龚禄即被杀害。以后太守不敢至郡治，只住安上县，离原郡治八十余里，因而“其郡徒有名而已”。直到延熙三年（240），朝廷任命巴郡人张嶷为越寓太守，才将郡治迁至原处。至于不留兵，乃是指不留朝廷中央驻军，只保留原都督府军和郡兵，这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而采取的措施。例如，建兴十一年（233），南中夷帅刘胄反，庲降都督张翼“举兵讨胄”，后来马忠代替张翼任庲降都督之职继续征伐刘胄，张嶷为马忠的属将，“战斗常冠军首，遂斩胄”。刘胄平定以后，牂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又令张嶷“领诸营往讨”。诸葛亮逝世后，“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蜀汉朝廷便让康降副都督霍弋“领永昌太守，率（都督府）偏军讨之”。这些事例说明，诸葛亮南征以后，平定叛乱全用庲降都督府和郡兵，朝廷未发重兵。
第三，诸葛亮在南中部分地区一段时间内不留外人，以及不派中央军队驻守，并不意味着他对南中地区放任自流，撒手不管。相反，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南中的措施。
措施之一，改划行政区域。南中地区在两汉时期有四个郡：益州郡，郡治滇池（治今云南晋宁东北） 柯郡，郡治且兰（治今贵州黄平西南）。越嶲郡，郡治邛都（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永昌郡，郡治不韦（治今云南保山东北）。蜀汉章武元年（221），又“以犍为属国为朱提郡”。至诸葛亮南征前，南中地区已有五郡。南中战争结束后，将越寓、永昌郡各分出一部分置云南郡（治今云南姚安），将益州郡改为建宁郡，分出建宁、牂柯各一部分置兴古郡（治今云南砚山北）。这样，南中由汉末的三郡，变为蜀汉时期的七郡。很明显，行政区域的改划，使原来雍闽、高定借以叛乱的越寓、建宁郡的区域大大缩小，更便于蜀汉对这个地区进行监督和管理。
措施之二，稳定南中大姓。南中大姓在南中地区的势力及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叙述，南中叛乱的兴起，也与南中大姓有密切关系。所以，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之乱后，采取了稳定南中大姓的措施。他把南中青羌中的劲卒万余家移往蜀中，把其中的“赢弱”留下来，分配给当地大姓焦氏、雍氏、娄氏、爨氏、孟氏、董氏、毛氏、李氏等做部曲家兵。除此之外，诸葛亮对南中大姓有私人部曲家兵的则采取鼓励政策，一些“刚恶之夷”不愿意充当大姓部曲，诸葛亮就给大姓们出主意，让他们出金帛“聘策”这些夷人，并且规定，聘策夷人多者，可“奕世袭官”。于是，南中大姓想具有世世代代承袭官爵的特权，愿意多出金帛多雇夷人，而夷人也贪得财货，愿受聘策，很快便组成了“夷汉部曲”。三国时期的部曲对主人封建依附性很强，大姓部曲的扩大，显然促进了南中封建化的进程。诸葛亮又任命忠于蜀汉的大姓为五部都尉，管理这些部曲家兵，号日“五子”，南中人称为“四姓五子”。这些部曲家兵，实际上起了蜀汉政权地方军队的作用，弥补了“不留兵”所带来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稳定南中着姓，诸葛亮又提拔了一些忠于蜀汉政权而又有很高威望的大姓首领，让他们到中央朝廷中任职，例如李恢的姑父爨习，任蜀汉的领军，南中大姓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虎步监，孟获官至御史中丞，职掌监察百僚的大权。
措施之三，任用少数民族酋帅。关于这一点，史书上仅有一句话：“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因为史书记载语焉不详，也有人对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是否任用少数民族渠帅管理地方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其实，诸葛亮任用少数民族渠帅的记载是可信的，虽然史书缺乏历史实例记载，但许多历史遗迹能间接证明诸葛亮对少数民族渠帅的态度。云南寻甸县有诸葛亮与少数民族首领会盟的遗迹，《滇南记游》记载：“木密关有小关索岭，上有武侯及关索祠。祠前铜马一，乃唐时物也。古桐大数周，有碑云：‘武侯平蛮，会盟于此。’史称亮盟南人于木密，即此。”云南曲靖县南二十里处，有一座分秦山，又称石堡山。此山“四望平原，孤峰独立，藤萝挂壁，鸟道萦行。相传诸葛亮南征，与诸蛮会盟于此”。云南嵩明县，元朝时为嵩明州。《元史·地理志》载：“嵩明州，昔汉人居之，后乌、白蛮强盛，汉人徙去，盟誓于此，因号嵩盟。今州南有土台，会盟处也。”志书记载：“汉诸葛亮南征至此，与蛮盟所筑。”会盟这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经常出现，尤其是在春秋时期，争得霸主地位者动辄就大会诸侯。参加会盟者，均为各路诸侯首脑，例如春秋时晋郑之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诸葛亮在南中与少数民族的会盟，也是与少数民族首领会盟，并通过会盟明确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从而加深他们与蜀汉政权的从属关系。如果诸葛亮不承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会盟是不可能成功的。
除会盟外，诸葛亮还用其他形式给予少数民族渠帅权力。
清张澍编《诸葛亮集·故事》卷二《遗事篇》引《述异录》说：“蜀汉时，牂柯帅火济者，从诸葛孔明破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即今宣慰使安氏远祖也。”时至今日，在贵州省大方县文管所，还藏有“妥阿哲记功碑”，碑文有“建兴”年号和“丙午”岁次，立碑的年代则无存。碑文的内容，主要记载诸葛亮南征过程中，罗甸国彝族酋长妥阿哲帮助诸葛亮南征的功绩，由此可见诸葛亮在南征中对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安抚政策，以及南中一些少数民族酋长对诸葛亮南征的支持。同书又引《方舆纪要》说：“《白虎通》：战国时，楚庄据滇，号为庄氏。汉武帝立白崖人仁杲为滇王，而嗣绝。仁杲传十五代为龙佑那。诸葛武侯南征，师次白崖，立为酋长，赐姓张氏。”封王，赐姓，也是给予少数民族渠帅权力的一种表现。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还给少数民族渠帅“瑞锦铁券”，“每刺史校尉至，赍以呈诣，动亦如之”。“铁券”，即铁铸的文书，上面可能规定了少数民族渠帅的权力和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委任状。所以，每当中央政府来人，他们都要拿出来给朝廷命官看，以示他们权力的合法。
措施之四，尊重民族习俗，因势利导。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根据南中少数民族信鬼神、好诅咒盟誓的习俗，诸葛亮也常常利用神鬼来同他们诅咒盟誓。据《庆符县志》记载，在庆符县（治今四川高县西北）东五里的武侯祠内，“有诸葛武侯南征誓蛮碑”。所谓“誓蛮”，即用神鬼的力量，与蛮夷诅咒发誓。因为此誓是向神鬼而发的，蛮夷格外畏惧，所以他们恪守誓言也格外严格。《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记载这样一件事：在石城川（在今云南曲靖西）内有两块诸葛亮所立的碑，碑文也是诸葛亮亲手撰写。为了使此碑受到保护，让当地少数民族世世代代都知晓碑文内容，诸葛亮便与他们诅盟，并把誓言刻在碑背上，誓词说：“此碑若仆，蛮为汉奴。”蛮人为免为汉奴，千方百计使此碑不倒，用柱木将此碑支撑牢固。
利用鬼神迷信对南中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还表现在铸铜鼓上。南中少数民族中，有许多各种纹饰的铜鼓，它们都被称作诸葛鼓。有的诸葛鼓“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纹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悬于水上，用槽木槌击之，声极圆润”。有的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敝口，大约如今楂斗之倒置也。面有四水兽，四周有细花纹，其色不甚碧绿，击之，彭彭有声如鼓，云置水上击之，其声更巨”。有的诸葛鼓图案“奇文异状相错蟠，仅可辨者，雕螭刻鹭，间缀虾蟆，其数皆四”。有的诸葛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悬而击之，下映以水，其声非钟非鼓”。仅从铜鼓的图案看，水兽蟠螭，蟾蜍八卦，充满了宗教的神秘之感。如果再考察诸葛亮铸铜鼓的用意，更与鬼神宗教有关。据说铜鼓是远古传说中的着名巫师巫咸所发明，“是武侯作铜鼓，本巫咸遗意也”。因为南中夷人叛服不常，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置铜鼓，埋镇诸山”，夷人“稍就帖服”。到明朝时，南中地区仍有诸葛亮制铜鼓以镇蛮，“若日鼓去则蛮运终”的说法。
除了盟誓碑、铜鼓，诸葛亮还用图谱对南中少数民族进行心理征服。诸葛亮长于作画，他根据南中少数民族信巫鬼，好诅咒的习俗，“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远行安恤；又画夷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以赐夷”。在《南中的历史》一节里我们曾说过哀牢夷中龙生十子的传说，在图谱中，诸画神龙生蛮夷，就是利用了这个传说。画上这个内容，更增加了整个图谱的神圣和权威性。但除了神生蛮夷的内容外，图谱还有其他两个内容：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是向夷人宣传上下尊卑、国家社稷的思想；部主吏远行安恤，夷人牵羊负酒以向部主吏奉献，是宣传朝廷应对夷人统率安抚，夷人应作朝廷的顺民。这些都属于封建统治的文化和思想。由于整幅图谱的神圣和权威性，南中夷人在对图谱的顶礼膜拜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上述思想。
使南中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诸葛亮治理南中的重要策略，它体现了诸葛亮思考问题求实、严谨的风格。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南中只能走由粗安到最后安定的道路。诸葛亮作为南征的统帅，不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寻求南中的安定，这是难能可贵的。
使南中达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是诸葛亮征服南中人心的重要步骤。它为南中的最后安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像雕塑，只有具备胚胎轮廓，才可能进行精雕细刻；就像琢玉，只有先具深璞之质，才可能剖出美玉。
“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局面的形成，凝聚了诸葛亮的努力和心血。
第二阶段，在“粗安”的基础上寻求南中地区的进一步安定。
建兴三年（225）十二月，怀着胜利的喜悦，带着一身征尘，诸葛亮回到了成都。人虽离开南中，但他的心仍惦记着那里的安宁与否。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持久稳定的南中，他才能免除北伐的后顾之忧。而且南中的稳定，也关系着蜀汉国力的增强，霸业的兴旺。
诸葛亮回到成都，意味着征服南中人心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主要体现在诸葛亮派往南中的官员认真执行和抚政策方面。
蜀汉南征大军撤回成都，李恢继续留在南中。没过多久，“南夷复叛”，李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不能认为这次“南夷复叛”就代表南中没有取得安定，在“粗安”阶段出现动荡余波并不足为怪。诸葛亮不认为是李恢工作不力所致，他相信李恢的“公亮志业”，相信李恢统管南中的经验，所以并没有把他撤换。果然，李恢迅速地平定了叛乱余波之后，在他治理南中五六年间，没有出现什么乱子。
当然，诸葛亮也有用人失当的时候，但这种情况一经出现，诸葛亮便迅使加以纠正。李恢去逝后，建兴九年，犍为武阳人张翼继任庲降都督。张翼治理南中严苛，对当地少数民族不能很好地安抚，“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所以只在任上呆了两年，便激起了南中少数民族的反抗。诸葛亮认为，这次南中动乱与李恢任都督时的那次不同，完全是由于张翼未能实行和抚政策所致，便毅然把张翼调回，用巴西人马忠接替都督要职。早在诸葛亮南征时，马忠就率东路军进入牂柯。南征结束后，诸葛亮又把他留在牂柯任太守。马忠在牂柯太守任上，“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马忠被调任丞相府参军，以副长史助蒋琬署留府事。后又随诸葛亮北伐，“经营戎事”。建兴十一年，诸葛亮调具有军政才干的马忠代张翼为南中廉降都督。直到延熙五年（238），马忠才因事回朝。延熙七年，马忠又还南中任庲降都督，至延熙十二年卒于任上。史称马忠治理南中，“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当马忠卒后，夷民“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祠，水旱祷之”。可见马忠前后治理南中十六年，业绩甚佳，深得夷民的爱戴。
对诸葛亮安抚政策执行最有成效的，乃是巴西南充人张嶷。张嶷任越嶲太守时，诸葛亮已经去世，所以，张嶷为官南中并不是诸葛亮所任。但张嶷一直为马忠部将，曾参加南征平牂柯之乱。马忠三度人南中，先后任廉降都督共十余年，张嶷都是他的部属，深受其影响。因此，张嶷对诸葛亮的南中政策领会得很深，在处理越寓事务时，颇有诸葛亮遗风。
他很善于对少数民族渠帅进行攻心战术。史载张嶷任越嶲太守后，“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越嶲郡北部有个少数民族捉马族，不接受张嶷的统管。张嶷率兵讨伐，并活捉了他们的首领魏狼。就像诸葛亮当年对待孟获那样，张嶷不但把魏狼争取过来，还把他放回去，让他“招怀余类”。结果，捉马族整个部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魏狼因招抚有功，张嶷又表请蜀汉朝廷封他为邑侯。越嶲郡内其他的少数民族部落听到了这件事，纷纷前来降服。
张嶷征服旄牛夷也不全是靠军事。越嶲郡内苏祁县（治今四川西昌西北）少数民族酋长冬逢、隗渠两人聚众反叛，张嶷将这二人杀掉。冬逢的妻子是旄牛王的女儿，张嶷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赦免了她。当时，在越寓郡北面的汉嘉郡内有旄牛夷四千余户，首领狼路，欲兴兵为冬逢报仇，因为冬逢是他的姑夫。在兴兵之前，狼路派叔父离先去张嶷处观看形势。张嶷看出离先的来意，便把离先及其亲近迎来，以牛酒慰劳，并让冬逢的妻子与离先见面。离先受到了张嶷的赏赐，又见到了自己的姐姐，心中非常高兴，便带着自己的将领到张嶷处致谢，张嶷对他们厚加赏赐，并送他们回去。从此，旄牛族再不为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