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族为啥将自己的堂名叫“王三畏堂”呢？给家族取堂名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古时候，人们取堂名有很多讲究：有以血缘关系、以地域命名的，有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以祖上的功业勋绩命名的，有以传统伦理规范、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命名的，有以祥瑞吉兆、以良好祝愿命名的，有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命名的，还有以垂诫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命名的。王三畏堂似乎属于后者。王三畏堂的中兴人物是王朗云，所以王三畏堂的家族史可从王朗云一辈说起。王朗云名照，朗云是他的别号，生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殁于光绪十年（1884）。其父王余楷有兄弟三人。王三畏堂由其父辈在嘉庆年间（约1807年前后）创建。这个堂名是自贡大安寨“书馆”（旧学学堂）的一位姓卢的校长，参照孔子论语的“三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而新定义的，意为“敬畏天地，敬畏朝廷，敬畏圣人之言”。王三畏堂从创立至今已逾八代，子孙超越400人，遍及海内外，也出现了不少杰出人物。如：爆破专家王道周院士、核物理专家王方定院士等。2006年10月，王三畏堂后代130余人在自贡举行了寻根聚会。
富于传奇的经历
四川盐商家族都有一部跌宕起伏、富于传奇的家族发展史，这是由四川井盐生产发展的大环境和井盐生产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从大环境看，四川井盐因川盐两次济楚迅速崛起，走向辉煌，又因政府“收复楚岸”，失去销售地而迅速衰败。从井盐生产本身的特性看，井盐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既包含着丰厚的利润，也潜伏着可怕的危机。当时，开凿一口井少则数年，多则十余年，每口井的投资多达上万两白银，相当于人民币几百万元。投资者想通过凿井取卤致富，无异于一场生命的赌博。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井场选址没有现代的勘测仪器和技术，只能凭经验，风险极大。如果盐井的位置选择不当，最终将血本全无。即使选址正确，要用人力凿向地质条件复杂的地下深处，会遇上难于估计的困难、风险，以至于不少投资者费时几年、耗银数万，最后连一滴卤水也不曾看见，只能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此，四川盐商家族都在经历传奇的发迹、辉煌的顶峰后，迅速走向衰败。一个个显赫的家族在经历大约100年左右，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传奇的发迹。在自贡，人们只要一提到“川盐济楚”这个词就眉飞色舞，这是自贡最辉煌、最繁荣的时期。几乎所有四川的盐商发迹，都无一例外地抓住了川盐济楚的大好时机，加上自己的井灶开采又遇上了好运，挖到了家族发展的第一桶金。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暴富的起点是天一井的成功开凿。天一井是王朗云分家时得到的财产，他希望通过加深天一井得到黑卤，但因经济甚窘，不得已，准备出卖扇子坝（王朗云另一井盐开采区，后来成为其主产区和根据地）给陕西商人开采，以换取银两加凿天一井。当王朗云将陕西商人约至八店街（时为陕帮八大盐号云集之所）立契时，他见陕帮贪其业，卖与不卖内心十分矛盾，乃乘机熬价拖延，犹豫时，托词出街小解，以延长考虑时间。适时天一井管事奔跑而来，告其井已见功出卤，王朗云遂不辞而遁。天一井起推之初，月推卤水两三千担，当时卤水畅销，灶户每日订购卤水一担即可先收银一百两，因而获利甚丰，经济为之大裕。以此利润复淘办扇子坝的废井，约自道光末叶至咸丰（1850-1860）十余年间，扇子坝各井陆续见功，产量颇丰，获利颇大，家业为之大振，使王三畏堂盐产量达到富荣盐场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居全场之首。
富荣盐场的另一大盐商家族——李陶淑堂，其发迹史更是传奇。其发家人李振亨，开始与其弟李振修同去帮人打铁。四五年后，用仅有的一点积蓄开设铁炉一家，以供应凿井和井灶所需铁器为主，作为谋生之路。与井灶客户的多年交往，明白了许多盐业内情，伺机转业盐场生意。约道光十年（1830），李振亨闻讯新桥下张家沱岸有一处地，地脉甚好可以凿井，于是投入资金，招来工匠定点下凿。开始倒还顺利，行将达到预计深度，却因资金断绝无奈停工。为凿这眼井，兄弟俩已搭上了所有积蓄，当时凿一眼井，少则10年8年工期，若遇地脉深，要10至20年才能见功。这眼井已凿办了七八年，却被迫停下来，李振亨万分焦急。一日午后，家中尚未晨烟，李振亨老母倚门望子携米归家，岂料振亨至家，两手空空，窘状异常。待老母问及，儿子将原委说明，老人亦悲叹不已。此时家中尚无贵物，仅有老母头上插发赤金挖耳一支，始可典微资以救燃眉之急。振亨求母将挖耳变卖，老母欣然同意。振亨将挖耳变卖之后，先命其弟振修，火速买米少许，送回家中做饭。然后随身携带所剩余资，速赴井地，聚集工匠商议。振亨考虑到余资已难续凿，债务更无法偿还，因此当以停办为上策。他向众人诉说困境，愿以余资筹办酒菜，犒劳工匠以饯别，待他日有幸复凿此井时，再请众匠返回续凿。次日工匠莅井，众议免费送凿一天，以答谢李振亨盛情。就在顷刻之间，复下几凿，其井突然见功。如晴天霹雳，振亨惊喜万分，不知是真是梦，木然而立，无以应付。于是扫去愁云，遂以饯别筵席为庆功酒。此事一直在自流井广为流传，此井也被称为“挖耳井”。
辉煌的顶峰。四川自贡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这短短80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这就是被自贡人津津乐道的两次川盐济楚，它将自贡盐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楚即湖北的简称，从盐业消费市场来说，又称楚岸。楚岸实际上包括湖北、湖南及邻近的一些州县，这里人口众多，又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在清代前期、中期，楚岸一直被实力雄厚的淮盐盐商独占。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营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封建专制商引岸制度。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并以严酷的法律和严密的缉私体系加以保障，以保证官商通过垄断贸易稳妥地攫取盐利。正如曾仰丰在《中国盐政史》中写的一样：“凡犯无引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赃之多少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二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道途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受雇挑担驮载者，与例所谓肩挑背负者不同，杖八十，徒二年。”结果，盐业经济不管是生产规模还是销售范围，都不是由生产水平高低和市场供求关系等内在经济联系决定，而由封建政权的统治需求和利益等非经济因素制约。没有了销售市场，使得具有精良技术和丰富盐业资源的四川盐业难以得到发展。
太平军攻陷南京使四川盐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淮盐至湖北的运道阻塞。咸丰皇帝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引岸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据记载，由川入楚之盐，每月达9万担，年运量108万担，几乎全由自流井提供。当时制盐成本低廉，而楚岸盐价奇昂，在湖北售盐一斤，可以换一斤棉花运回四川。有时售价竟高达一斤银子一斤盐之巨。以至于富荣盐场首富王朗云的盐船初至湖北沙市，当地人以河床高于街市，堤坝系泥土筑成，恐泊岸船多，闯坏土堤，影响安全，不准靠岸时，王朗云敢不惜成本，独资远运石料，于泊船之所筑石堤，时人呼为“洋码头”，以区别于土堤坝，今仍沿用此名。而今“洋码头”已被沙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如此高额的利润，使自贡盐商一夜暴富。大批盐商在此时崛起，并迅速达到顶峰。据清代人李榕记载：“积巨金业盐者数百家。”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老四大家族”。每一家的资产几乎都超过了一百万两白银，相当于今天几亿元人民币。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此时也达到辉煌的顶峰：其发家人王朗云，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1860）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同时，利用川盐济楚机会，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同治六年（1867），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龢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等参加祝贺。可谓门庭生辉，风光之极。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禁止沿海地区的食盐运往内地，企图逼迫国民政府投降。这时，四川出产的井盐就成为了中国坚持抗战的重要物资。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15万吨。从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被称为“新四大家族”的“熊、侯、罗、罗”四大家族粉墨登场。
无法挽回的衰败。当政府取消川盐济楚之时就是四川盐商衰败之日，这是无法改变的宏观环境。盐商家族日益激烈的内部矛盾则使衰败进一步加剧。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划“收复楚岸”。到了同治十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另一方面，盐商家族其后继者不但没有了前辈的创业精神，而且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如：富荣盐场首富“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新修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10余万两。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期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三倍以上。后来虽有王达之、王作甘的一番作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现起色，但奈何四川盐业发展已走进低谷，实是无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富荣盐场“老四大家”的“李四友堂”，在光绪十六年开始由李绍棠主理。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竞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做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负债已达96万两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老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老“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盐业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就此终结。1948年七八月间，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钮建霞，召集自贡场运两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在会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这对当时面对严重通货膨胀的盐商们来说，不啻于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当时子金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又停，井灶收入来源枯竭。“熊、侯、罗、罗”新四大家族中的侯策名在这种情况下即刻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其他大盐商，如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所有自贡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并由此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新老“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黄金时代的终结。
中国式的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