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要来，这个消息一个月前就曾不胫而走。在这个并非诗意、或者说与诗意无关的时代，舒婷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我一直在想。
三十年前那个写诗的舒婷，曾经一诗倾国。理想主义的鸟飞翔在激情的广场上，它扑腾的双翼上下翻飞，扇出诗人那些浪漫的诗句。“不要玩熟了自己的鸟”，舒婷当年如是说。那年，我在大学，《文学报》头版的标题让我至今难忘。
时过境迁，诗歌加速退出时代的前台。我们没有了诗歌之鸟，相反，诗歌成了惊弓之鸟。我们没有了诗歌之鸟，有的是那些一地鸡毛的鸟诗。诗歌成了某些人的藻饰之物。空无一物，却自恃万物皆备于我。
于是，一个不写诗的舒婷来了。一个散文的舒婷与一个诗歌的舒婷，当然还是一个舒婷，却代表着不同的指向。我思故我在，舒婷却说，我不写故我在。“不写诗，是为了表达对诗歌的敬意。”我相信这是句真心话。背负耶路撒冷，朝着奥威斯辛，写诗，还是不写，都无关宏旨，心里有就行了。同行的韩作荣先生说，人人写诗的时代不是好事，诗歌的尊严注定靠少数人去维护，去光大。
不写诗的舒婷来了，可是乖舛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她当作仅仅是一个诗人。诗歌的标签一经确认，就几乎无法改易。哪怕舒婷写出了十倍于诗的散文。于是，舒婷还得谈诗，谈《致橡树》，谈《神女峰》，谈她的同路人，比如北岛和顾城。“我就像一只搁浅在沙滩上的小贝壳，在那儿干喘气。”舒婷在三峡表达出她的无奈时如是语。时代的裹挟、多数人的****、诗歌的刻板印象，一切一切，让舒婷无所适从。此时，我理解户外的舒婷为什么总喜欢戴上墨镜，为什么她手上总少不了一把纸扇，为什么她如此地拒斥媒体。
如此说来，一个不写诗的舒婷，比一个写诗的舒婷，更接近她生命的本质。是呀，为什么一定要写？为什么一定要写诗？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个遇到她的人面前说诗？是的，天天谈诗，何尝不是对诗的轻谩。
我是在边阅读格非的《春尽江南》，边迎接舒婷的到来的。如果说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的话，我也只能说，与诗有关。《春尽江南》写了一个诗人与当代社会所发生的龃龉、纠葛、交集和妥协，整部小说无处不在的诗歌元素，让曾经亲历过那个时代的我，备感温暖，而小说也在一首六十行诗中结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从小说中发现自己。”格非说。而从舒婷身上，我真正理解了诗歌的高贵和优雅的一面。
在游船上，请舒婷为我带去的书签完名后，我取出了《与词语对舞》，怯怯呈送给她。没想到，她极认真地看起来，因为书中提到了王家新和周伦佑，她还同我说了与二人的诗谊。她称道王家新的译诗，她还谈到了与非非诗人的交往。第二天她说，昨晚又读了你的诗，特别是早期的小诗。此时，我心生羞愧，我的那些浮泛、粗糙的诗歌，如何入得了舒婷细腻、敏锐的法眼呀。
在宜昌呆了四天的舒婷，还是取道武汉，于当天下午一时半飞回她的鼓浪屿了，飞回那片中国诗人特别向往的诗意栖居地。但我还是要说，一个不写诗的舒婷，本质上还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她犀利的目光、她非凡的洞察力、她自由而孤傲的情怀，她对诗意生活的坚持，这一切，只有一个诗人才会抵达，才会守护。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４日夜急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