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
我背着一个从地摊上买来，号称“阿迪达斯”的背包独自踏上了陌生的求学路。我没有听从父母的意思去复读，我是一个不够勇敢的人，我没有勇气去面对再一个七月，那从天堂到地狱，从地狱到天堂，最终仍然回到地狱的过山车经历早已经消磨掉我所有的斗志。而关于一位仁兄七度复读七度被零陵师专录取的故事，是我们这些后来者早已耳熟能详的。
那时的永州火车站还是一个只有不到一百平米候车室的小火车站，与她的身份极不相符。残漆斑斑的木制大门只剩下一边，随着风，吱呀吱呀地低吟着她所见证的历史；香蕉皮、柑桔皮、红瓜子皮、五香瓜子皮、各式各样的糖果饼干包装……散落一地，漫溢着无法形容的酸腐气味；仅有的两排塑料座椅被红的黄的黑的白的……装饰的五彩斑斓，分不清是泥巴、口水、鼻涕、还是小孩子留下的污秽。
“请旅客们排队检票，等候上车……”随着一声清脆的冷水滩式普通话的女中音从广播中传出，刚刚还显得有些沉闷的候车室迅即骚动起来，如山洪暴发般涌向验票口，冲向火车，喊叫声、哭闹声、吵骂声，果真是声声入耳；行动蹒跚的老人努力地挺直腰杆找寻着当年的勇猛，最为羞涩的淑女毫不犹豫的挺起丰满的胸膛；牛皮的大头鞋与高跟的长统靴毫不避讳的亲密接触，高档的西服不计身份的和粗糙的廉价布称兄道弟；冲前者使出吃奶的力气奋勇向前，为后来人杀出一条血路，殿后的也以九牛二虎之力向前方提供着无私的能量。中华民族一向是英勇而团结的。
“麻烦让一让。”“谢谢。”我一步一停地，艰难地，爬行在一条，一条无数的人们发扬自我牺牲和创新精神，像榨汁机般，压榨着自己还剩一丝弹性的肌肤，挤压出来的缝隙，一条连空气都难穿过的缝隙。
上帝，万岁！在艰辛地穿过五六节鱼丁罐头似的车箱后，我竟觅得一个座位，而且旁边是两个面目清秀的女生。我长吁一口气，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听见弥漫着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气息的车箱的一处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原来车箱内大多数是常德师院的新生，我的校友和他们的亲人们，一位父亲正兴奋地拿着女儿的通知书向四周挥舞：“看，物理系的！”我迷惑，这，难道也值得炫耀？但快乐总是应该提倡的，于是我也和两位女生有一茬没一茬的说着话。然而，两位英语系的漂亮女生却以为碰到了色狼，显得十分的紧张。其时，我留着个平头，上穿一件粉色短袖衬衫，下着一条浅蓝色休闲裤。睡在我上铺的荣武那时就说第一次见到我还以为我是一个厉害的小混混，莫名的生出一丝寒意。老天！他一米七五，五大三粗的个！而我充其量才一米六八而已。
那么，就让我们沉默。沉默是金。古人诚不我欺！
到长沙转车时，“阿迪达斯”终于不堪重负罢了工。虽然它所承受的只是两套换洗衣物和几本《台港文学选刊》。结果一脸委屈地被我愤怒地丢进了果皮箱。号称的东西总是不应该相信的。比如曹操号称的十万大军，结果却被孙刘一把火烧个精光，自己也差点命丧华容道。再比如号称超铂金的中国男足，每次大赛前必牛气轰轰的宣称，我们去法兰西，我们去悉尼，我们去雅典，我们去德意志……结果却被不知哪冒出来的一小瘪三摁在地上一顿猛揍，最后独自躲在污秽的阴水沟委屈的哭泣。
车到常德已是晚上九点。淋淋沥沥地飘着小雨，空寂的街道两旁的霓虹灯在冷雨中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多雨的城市，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拖着疲惫的身躯随着接新生的师兄来到学校，一落地才知道我来错了地方。原来，常德师院是一所刚刚由常德师范专科学校（西院）和常德高等专科学校（东院）合并而成的大学。而我应该去的是东院而不是现在站着的地方——西院！
师兄一脸愧疚地看着我：“不好意思，我是文学系的，不是很知道情况。没有搞清楚计算机系还分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你们非师范类在东院。你先在这住一晚，明早我找车带你过去。”
虽然，在空荡而又有些脏乱的宿舍有师兄找来的一床没有被套的棉被和热情点上的一盘蚊香，但密密麻麻嗡嗡作响的蚊子还是如常发泄着淫威，令我无法入睡。我孤坐在黑暗中，如同一个孕妇，在经历了呕吐、先兆性流产等等的苦难和危险之后，终于等到了临盆的时刻，生下了一个婴孩，却是一个E。T模样。恐惧、孤寂、失望、无助一股脑的袭来。
翌日清晨，师兄依旧热情：“我问过了，你们系的书记和主任都住在这边，等会他们会有车过去，我们现在下去应该可以拦住他们的车。”
果真，只等了十来分钟就被他拦下一辆商务车。师兄一脸笑意的上前把车门打开：“书记，主任（我忘却了他们的姓氏，在这里也只好把他们的姓氏隐去）。这是你们系的新生，昨天晚上被我糊里糊涂的带到了这边，现在你们把他带过去吧。”
书记和主任热情洋溢地把我迎上车，和蔼可亲的聊着我的情况。这本是我的一个机会，不管是出于礼貌还是基本的社交礼仪我都应该积极地和他们交谈，可是，我本是一个寡言的人，一脸睡相的我如同一个被审的嫌犯，机械而简单的回答着他们的询问。虽然，我后来知道车上的另一个男人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班主任。于是，一路无言。
见到班上的同学，我终于有了一种兴奋得想跳起来的感觉。十一个男生，十一个女生，再也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比例。刚好可以来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而我已经开始憧憬作为女足教练的幸福滋味。然而，上帝已经不止一次的跟我开玩笑，我的欣喜还没来得及涌上眉头就被狠狠地摔进了爪洼地。有次，当我兴致勃勃地跟姜晓红谈起巴蒂斯图塔、谈起费戈、谈起齐达内的时候，不想那小妮子两眼一翻：“谁呀？历史书上怎么没学过？”无辜的眼神让我欲哭无泪。
我是等到了道县一中上初中时才喜欢上足球的。来自一所乡村小学的我最初根本不明白体育是除了跑步还包括有篮球足球等等等的。那正是菲尔·杰克逊带领着迈克尔·乔丹开创公牛王朝的年代。可是在一次和同学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弄伤之后，我就再也不敢去碰这个庞然大物而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看客。正巧班上一群来自跃进工厂的孩子谋划着成立足球队，于是我便跟着他们去踢足球。我根本没有任何技术而言，除了无所畏惧的体力。（或许我可以仿照李毅大帝的名言说，我踢球像李铁。）所以更多时候我依旧是个看客。我真正迷上足球是因为白岩松，那时还没有白发的白岩松是我的偶像。他的那篇为在98法国世界杯失意的阿根廷队写的文章刺痛了我的心。于是，此后，我迷上了足球，爱上了阿根廷男足。感谢白岩松，感谢那时还卖一块二的《体坛周报》，如今，同样版面的《体坛周报》卖到了三块。
二（2）思绪像铁轨一样长
真好，无意中发现离学校的不远处（才一公里左右）竟有铁路横卧。那冰凉的铁轨无言的蜿蜒，从望不见头的地方来通往看不到尾的方向。我不知道何时起对铁轨竟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如同我梦寐以求的情人。我的失落缓缓淡却，渐渐激动起来，终于忍不住俯下身去亲吻它，思绪慢慢如同那弯弯曲曲的铁轨延伸而去。
那时的我大概三岁的样子，印象中第一次远离家门，由父母带着连同五岁左右的哥哥去探望住在冷水滩的大舅二舅。小孩子见到什么都是新奇的，所以一路跑着、跳着、笑着。直到无意中来到那时还在市区的冷水滩火车站外。长长的火车在轨道上滑行发出的哐哧哐哧的乐章紧紧地抓住我的目光，牵引着我的脚步。可是，一扇紧闭的铁门一个一脸正气的女子挡住了我想看看铁轨长什么样的愿望。我似乎依旧依稀记得那女人的模样，短发，圆脸，面目清秀，个子不高，略显丰满。任凭我的哭声是怎样的撕裂人心，任凭我的泪水是怎样的婆娑迷离，任凭我父母是怎样无助的哀求，哀求她能放我进去看一眼那神奇的铁轨。守卫着国家资产的妇人始终面无表情的不为所动，让斑锈的铁门在我们面前紧闭，死死地阻挡这我们这些试图觊觎国家利益的无知乡巴佬。那时，稚气的孩童孤陋寡闻的父母哪里知道，其实并不一定要进入火车站才能见到铁轨的。只是那时的我们哪里知道！
我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居住在远离城镇的小山村。他们的结合秉承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平凡的他们甚至于使得再卑微的文字在他们的面前都显得伟大。
直到今天，父母还常常为了对方做的饭菜不合自己胃口而争吵。我不明白为什么二三十年了他们还没找到彼此都适合的味道。其实，从我记事起他们似乎就开始争吵。为对方说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甚至于一个在另一个看来是不好的眼神而争吵。可是不管争的怎样的面红耳赤他们从不曾说过离婚二个字，而且从来没有上升为武斗——在那个年代，丈夫打妻子在农村是普遍的事，普遍的连妻子都认为被打是天经地义的，是男人的标志——可是，父亲从来没打过母亲，而且几乎每次都是母亲将要火山爆发的时候父亲马上来一脚急刹，首先偃旗息鼓举起白旗投降。奇怪的是日复一日的争吵并没让他们的感情减弱而是让他们越来越离不开彼此，父亲只要比平常晚归一点点，母亲在家里就有坐立不安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母亲是等到嫁给父亲才断断续续上了一小段时间的夜校，识得斗大几个字。但户口簿上文盲或半文盲的标签阻不了她的聪慧和学识，我们兄弟俩的名字就是母亲取的，寓意我们的人生顺顺利利前行。
他们小时遭遇了饥荒常常饿着肚子，十来岁的时候又碰到十年浩劫荒废了学业，等到成婚虽有了承包到户的好政策却又因为有了两个磨人的小鬼头而日子维艰。
小时的我体弱多病两岁才能开口说话三岁才能独立行走。等到他们刚刚从聋哑和瘫痪的忧愁中解脱出来，又因为我****出现一个日益长大的肉团而惶惶不可终日。那时父亲需要每日为县里的航运公司工作以换取低廉的工分和每月五块钱的补助来养家糊口，所以母亲只好一个人带我到县上唯一的医院动手术。说是医院其实是医生连同护士只有十来个的大诊所，条件简陋的难以言表。在只有两张床位的狭小病房和我们同住的是一位得了肝腹水无人照看的孤寡老人。被病痛折磨的老人模样有些瘆人，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心惊胆颤的坐在老人对面的床上唯恐发出一点点声响。不想，在我手术后的当天晚上老人竟撒手人寰。值班的医生来看了一眼，扔下一句：明早再说。就自顾自睡觉去了。留下母亲呆坐在黑暗中不敢眨眼。
不知是因为家里贫穷还是因为我兄弟俩瘦小，村里同龄的孩子们都喜欢欺负我们。一次哥哥被一个小孩用石头打破了头，母亲带着血流满面的哥哥上门去告诉对方大人，哪知对方轻轻地瞟了一眼，轻描淡写地说道：“小孩子闹着玩，有什么要紧的？”老实巴交的母亲无言以对，回家狠狠地把哥哥打了一顿。
哥哥头上的伤疤还没好，那个小孩就又伙同一群孩子来欺负我们。哥哥气不过，也学他们从地上捡起石块反击，不想，竟真把那小孩的头也打出了血。结果他家爷爷奶奶爸妈叔伯四五个冲到了我家，逼迫爸妈给个说法。母亲流着泪出门求爷爷告奶奶借来钱赔做医疗费，又让他们把外婆带来准备给我们改善伙食的四个鸡蛋拿走，一干人才骂骂嚷嚷的离开。结果，哥哥又被母亲狠狠地揍了一顿。
每月的最后一天是家里最高兴的一天。因为父母辛苦一月挣来的工分可以换来微薄的粮票和一点滴钱，除去大部分用来还债，父亲总会出门买回一点点肉给我们兄弟俩打牙祭。
家里艰辛的日子随着父母承包的柑橘开始挂果而慢慢好转。而我们也开始进入学校。为了使我们学业有成，不再经历受穷的日子，父母几乎从来不让我们干家务，除了假期偶尔的放放牛我们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过。披星戴月在别人家是个形容词，对于父母却是真实的生活。他们凌晨三四点就出门去割鱼草，要等到晚上九十点钟才结束地头的劳作匆匆的回到家做饭给我们吃。还好，我们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稍微能慰济他们的起早贪黑和他们流下的汗水。
哥哥是村上第一个大学生，我紧随其后成了第二个。这让父母成了周边村庄家喻户晓的名人。每次，父母担着柑橘蔬菜之类的到县城叫卖他们总是骄傲满满的跟光顾生意的主顾说：我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那时大学生还算稀有动物，所以常常引来周围赞叹声一片。父母脸上的笑容便更加灿烂。
或许，是因为我是父母的小儿子，所以得到的“溺爱”总比哥哥多。有一次，我和哥哥“打架”，不小心用剪刀划伤了哥哥的手——现在，哥哥手上还有大大的有个疤——我一看他手流血，赶忙扔了剪刀就跑，哥哥气急，拿起一把刀就在后面追。我慌慌张张的跑到母亲身后，说：“哥哥拿刀杀我！”母亲一看哥哥手里的刀，不由分说就抓过哥哥一顿臭打。等到哥哥泪眼婆娑委屈地伸着流血的手给她看，母亲才知道始作俑者是我，可是她并没有打我。道县话里有句俗语，父母疼满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却常常让他们失望。我学业不及哥哥，也不像哥哥那样老实听话。教过哥哥又教过我的老师对父母说：小的比大的聪明，如果小的能有大的一半努力，成绩肯定比大的好。可是我冥顽不灵，从不肯在学业上多用一点心思。还常常惹出事端。于是，当哥哥进入一个很好的军校，甚至都可以拿钱来支助我的学业的时候，我却只能在这座即将举行亚洲皮划艇锦标赛的城市暗自神伤。
父母对我的溺爱真的是无以复加。虽然他们把我和哥哥一样在不到六岁就送去村小读一年级，可是当我以学校第一名考到乡中心小学去读五年级的时候，他们终究舍不得了。因为这意味着不到十岁的我将每天早晚来回走二十来公里的路，虽然，这条路哥哥在同样的年龄早已经走过，可是，他们终究舍不得，于是，去求老师让我又读了一个四年级。
哥哥是上关中心小学第一个考入道县一中的，能考入这所已有百年历史的省重点中学，这在当时是很光宗耀祖的事。而我本来应该成为第二个。我以两百三十多分的成绩——那时还没有英语，而是语文（满分100分）、数学（满分100分）和思想品德（满分45分）——排在全县的百名之列。那年道县一中的招生指标是两百名。可是，不知是哪位人才想出来一个绝妙的创收计划——从两百名的指标里留出一部分，具体多少不得而知，给那些愿意出钱到一中上学的家庭。于是，我以及其他两百多个孩子被叫到道县一中去参加另一场考试。那根本不能叫做考试，而是限时作答的诸如脑筋急转弯之类的。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一道题：在一个圆形操场上遗失了一个足球（问卷上画了一个圆），请画出找到球的最短距离？我一个穷山沟的农村娃哪见过这种阵势，自然是白头莫展一败涂地。父母不甘心我以这种方式出局，商量一个晚上的他们决定去交一年800元的委培费，这在九几年还算的上一笔巨款。他们甚至托关系把我转班到一个据说是家里亲戚当班主任的班，以图可以得到照顾。其实，这位教英语的女老师只不过和我逝去已久的大伯母是同一个村子的罢了。在她心里像我这样的农村人根本就不应该更没有资格到一中这样的“高等”学府读书。她时常在她的课上把我叫起来回答问题，她并不是期望我能回答出她的问题，所以在每次我不如她意的回答上了之后，她都会用十足的怀疑语气反问：“你自己做出来的？”这种情况在我因犯伤寒而请个多月病假而重新返校之后而更甚。当她再一次用那种令人恶心的语气反问我：“是某某（我同桌）告诉你的吧？”Oh，myGod!那不过是把钟表上显示出的时间用英语表述出来而已，我又不是脑袋坏掉了！可是，就算我的同桌都忍不住站起来大声告诉她：不是！她依旧还是用怀疑的眼神对着我冷笑。
更让她意外的是，就在当学期的期终考试中我的英语竟然有六七十分之多，而且总体成绩也属于班上前列。她竟然把我和我的母亲叫到了她的家中，用她一贯的令人恶心的怀疑语气问我：“你是抄的吧？”我终于忍不住对着她大吼：“是的，我不仅英语是抄的，其他的也是抄的！”
年少气盛的我终于对英语对读书失去了兴趣。我也终于沉沦，沉沦为老师口中的差生。等到我明白不应该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而我本应有更好的报复方式的时候的。已是追悔莫及。
我的语文一贯很好，我曾在九十分钟内写下两篇不同风格八百余字的作文（为什么作文总要求不少于八百字呢？）——好像是续写范进中举之后的事，一篇是替漂亮的女同桌写的——写出来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两篇都被老师当作优秀的范文在课堂上讲解，那份骄傲对于那时的我，无法言语。不过在古诗词方面我就是一个白痴。我现在唯一能完整背诵下来的一首诗依旧是诗圣李白写的《静夜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政治老师是个超级懒鬼。每次上课就是平淡无奇的朗读，而后在下课时把课文后的习题当作我们的作业。众所周知，所有政治问题都有格式化标准化的惟一答案，这在书本上是可以找到的。于是，我花了两天的课余时间，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找出来，写在了作业本上。你绝对想不到他的反应——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在作业本的最后留下一个大大的“阅”。是不是他留下的都是一个疑问。我得到的惟一好处就是一学期都不用再写政治作业。
我极度崇拜我高中的历史老师，有要顶礼膜拜的冲动。他个子细小，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一幅中国传统的斯文文化人形象。他来上课总是两手空空，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手里捧着厚厚一摞书，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学校强制规定，他连教案都懒得写。可是，那些早已幻化成书本上冰冷的黑体字而变的索然无味的历史，在他口中重新波涛涌动仿佛就发生在眼下，而我们都是亲历者，心情不由的或紧张或恐惧或激动或兴奋……在他的感染下我记住了历史书上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是在书上的哪一页都一清二楚。
我的数学中等。那不知所云的函数抛物线和正余弦弄得我头大。
英语，Sorry！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东，也没打算去弄明白。在那个允许偏科的年代，我曾有过关于高考的疯狂想法：就算英语我一分不得，我还有六百分总分，再扣除一百因各种原因失去的分数，还能得五百分。结合湖南省历年的大学录取分数线，五百分一个本科足够了。虽然事实上我的英语并没有得零分，但我真的考了五百多分，高出了本科录取线二十来分呐，可是，为毛？我要在这所省属专科学校，要在这座即将举行亚洲皮划艇锦标赛的城市暗自神伤。
“轰轰轰……”一列火车从我身旁呼啸而过，它从石门来将到长沙去。
“啊——”我振臂狂啸，在天地间站出一个顶天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