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问题并非媒体面对的唯一困境。《华尔街日报》是美国最大的商业新闻报纸，涉及很多人的利益，而它本身也掌握着这次收购案的细节。双方已经开始谈判两周了，却毫无进展。默多克在4月中旬还亲自与《华尔街日报》的总编保尔·斯泰格尔讨论过收购事宜。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报纸主编，斯泰格尔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新闻内幕，但他决定不在报道中写出每股60美元的价格内幕。一旦《华尔街日报》将收购案和公司拒绝这一收购案的消息公开，即使公司尚没有完全拒绝，那么收购案也很可能因此而取消。
本章开头提到戴维·法珀的电子邮件，金斯伯格一看就知道消息已经走漏了，他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对手已经先输一棋，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在整个收购案进程中的主动权。
媒体合并预谋
日发行量上百万份的《华尔街日报》最初由美国人巴尼·基尔戈（Barney Kilgore）创办，此人是一名资深编辑，不过现代人对他已经不太熟悉了。（基尔戈还在新泽西州创建了被誉为道琼斯的“普林斯顿”的巴尼·基尔戈中心，该中心还塑有一尊基尔戈挽袖的雕像。不过，默多克后来在收购过程中，对这个中心的存在价值提出了质疑。）巴尼·基尔戈的主要成绩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他创办了《华尔街日报》并担任主编；第二，在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依然坚持保守主义观点；第三，他对一切事情谦逊、沉默、不置可否的态度对《华尔街日报》的低调风格影响深远。
巴尼·基尔戈去世已经近40年了，到默多克要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人们早已把他淡忘了（就如《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和《纽约杂志》创始人哈罗德·罗斯一样，这些重要人物都会慢慢被人们所遗忘）。但是默多克没有忘记基尔戈。或许是因为他的保守主义态度或者辉煌成就，在默多克眼中，基尔戈是一个伟大的主编、一个伟人，在基尔戈去世后，《华人街日报》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默多克认为，基尔戈还创建了现代新闻学。理查德·托弗(Richard Tofel)曾在1989~2004年间任《华尔街日报》的高管，他在为基尔戈撰写的传记中就引用了默多克的这一观点，他给传记定名为《永不休息的天才—基尔戈与现代新闻学的诞生》（Restless Genius：Barney Kilgor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Journalism）。
巴尼·基尔戈的一些创新做法很对默多克的口味。在理查德·托弗撰写的书中，他把基尔戈的新闻学策略描述成“故事写得更短些，不用从这页翻到那页去看”。巴尼·基尔戈在创办《华尔街日报》时开办了“最新专栏”，创新性地建立了新闻速览方式，此专栏至今仍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巴尼·基尔戈直截了当报道新闻和事实的方式，也符合默多克认为的优质办报理念。不过，在默多克看来，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大多数报纸的新闻故事还是太长。（默多克对巴尼·基尔戈的其他一些创新做法却不置可否。如该报头版栏目故事就让默多克感到难以理解。基尔戈在奇闻逸事前添加的导语在默多克眼中也是目的不明确。）
默多克真正买下的并非是巴尼·基尔戈当年创立的《华尔街日报》。巴尼·基尔戈和当代的《华尔街日报》相差甚远，就好像默多克同某位不知名的工业大亨相差甚远一样。默多克和《华尔街日报》都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物，都为时代所改变，也改变了时代。正如金钱可以换取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用途一样，默多克和《华尔街日报》也有不同的价值和用途。
20世纪80年代以前，《华尔街日报》是一个商业信息发布平台，有其特定的功能。当时这份报纸涵盖一些商业信息，读者的对象比较狭窄，往往是投资者、公司高管或者退休的公司高管和投资商。但是，到了1979年时，《华尔街日报》的读者群已经扩大到了177.5万人，成为美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这也反映出当时商业迅速扩张导致的需求的快速增长。人们的生活方式面临重大转变，只是时机尚未成熟。《华尔街日报》超越了《每日新闻报》，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那时候，《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样形容《华尔街日报》：“对于传统日报来说，《华尔街日报》就像是继母所生的孩子。虽然也是日报家族的一员，但是和家族其他成员并不像……它也算不上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家族成员。”这也与《华尔街日报》主要发布公司投资收益类的新闻有关。在当时，商业并没有像现在一样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没有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还没有成为新闻。总而言之，商业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赚钱的重要方式。
在80年代以前，《华尔街日报》的版面设计是固定的，最多只有48页，头版特写栏目通常有三篇精挑细选的文章，外加一个简短消息专栏和两个新闻速览专栏。在其他版面上，主要内容是随意堆放的和投资收益有关的新闻，重点是一些和蓝筹股、大宗商品以及信用市场相关的报道（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华尔街日报》与《芝加哥商业日报》合并，当年敢为天下先地尝试报道股票和大宗商品方面的新闻，认为两份报纸的读者都能找到共同的关注点）。除此之外，《华尔街日报》的排版也相当单调，只有两种形式的标题排版：日常新闻的单排标题和偶尔遇到重要新闻的双排标题排版（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大跌，编辑们认为采用双排标题不太合适，因为1929年大萧条股票缩水时《华尔街日报》也只采用了单排标题）。
《华尔街日报》得以迅速发展，也许正是因为它的内容有限、页数很少，因此容易在各地印刷。此外，该报能够抓住那些商业领域读者的注意力，因为地方报纸一般不会用这么多的版面来报道财经新闻。事实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尔街日报》的大部分读者同时也在阅读另一份报纸，《华尔街日报》只是他们获取财经新闻的渠道。
1982年，报业巨头甘尼特报业集团创办了《今日美国》，这份报纸雄心勃勃地想拥有极高的发行量，内容包括大量股票报价信息和大众关心的财经新闻，而且每份仅售25美分，当年《华尔街日报》每份售价是50美分。同时，针对专业商业领域读者的《投资者商业日报》也开始发行。《纽约时报》也开始发行面向全美国的版本，其中包括专门的财经新闻版面。
从70年代开始，美国涌起个人投资者转向共同基金的潮流。如果投资者手中握有8只或10只股票，那你肯定想天天都看报纸关注它们的行情。但是一旦个人投资者将资金都交给一家共同基金公司来打理，那你就失去了天天关注股票行情的兴趣。
另一方面，当年的报纸广告市场方兴未艾，报纸广告收入从1980年的148亿美元迅速增长到1989年的324亿美元，不到10年就翻了一番多，而《华尔街日报》的版面有限，很难满足公司刊登广告的需要。
为此，《华尔街日报》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改革，把最初的一种版面改为两种，后来又增加到了3种。这些都是在华伦·菲利普（Warren Phillips）担任报社总编时实现的。菲利普是一名厉行改革的总裁，原本是一名外国记者，1975年开始担任《华尔街日报》总编，1978年担任董事长。菲利普旗下的大将就是普利策奖得主康比德，康比德在《华尔街日报》工作期间几乎不写财经新闻，他召来了很多干将，其中就包括诺姆·珀尔斯坦。
《华尔街日报》的改革从内容开始，财经新闻不应只包括公司和市场情况，而应用叙述性的语言来描述财经市场的任务和各种竞购兼并案，把财经新闻作为全美国人休闲阅读的一部分。
诺姆·珀尔斯坦后来表示：“《华尔街日报》每天应该有一个版面来报道和法律相关的新闻，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种感觉，周围到处都是律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定期报道与会计相关的内容，这不仅是因为普通读者会有纳税知识的需求，而且很多会计师认为自己是给商业提供服务的重要群体。此外，《华尔街日报》科技方面的报道实在是糟糕透顶，一个记者要报道施乐公司、IBM 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内的所有科技公司的新闻；如果报社派了一个记者常驻旧金山的话，她不仅要关注半导体产业的新闻，还要报道保健领域的新闻。”
随着时代的发展，《华尔街日报》记者的观念也在发生巨变，关注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记者变得日益重要，而商业新闻正成为这10年中读者最关注的话题：里根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和放任经济领域自由发展的政策，股市暴涨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金融大鳄的崛起，个人电脑行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它对商业文化的影响（制表软件的普及不可避免会造就一种财务文化），商业大亨的诞生（包括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董事长李·艾柯卡、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垃圾债券大王迈克尔·米尔肯和他的众多追随者。的确，在很多时候，《华尔街日报》都成了商业故事最重要的出处：布勒恩·伯勒所著的《门口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描写了1988年美国第二大烟草公司RJR公司融资收购饼干生产商纳贝斯克的故事；詹姆斯·斯图尔特所著的《贼巢》（Den of Thieves）讲述了迈克尔·米尔肯崛起的故事；托马斯·佩金格尔所著的《石油与尊严》（Oil and Honor）讲述了壳牌石油收购鹏斯润滑油公司的故事。这些书的作者都是《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而且每本著作的开篇之处都引用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当年，默多克只是一名刚进入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小人物，但他注定要成为这些领域的领军人物。他自己也将成为《华尔街日报》所关注的财经大腕之一，由此而创造的商业文化也让他受益无穷。《华尔街日报》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证明，能玩得起商场游戏就说明你拥有这种潜力。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默多克面临的局面与唐纳德·特朗普相似，他的野心大大超过自己拥有的资产。两人面临的困境也很相似，如何跳出自己的禁锢？如何开创新事业？
伦敦的《太阳报》是默多克稳定的收入来源，可以从那里借来贷款（这一点和唐纳德·特朗普也很像）。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点。如果你的潜力没人发现，那么你肯定会惨遭时代抛弃；一旦你的潜力被发掘并被充分利用，那么你肯定能大获成功。当然如果你的潜力得以发挥，在真实价值为世人所了解之前（例如用100万美元收购一家价值1 000万美元的企业，后来该企业的价值翻番，你的利润就将高达成本的10倍），就要求你必须有像默多克和唐纳德·特朗普那样的果断性格。80年代是一个有着极高包容度的时代，不用犹豫不决，你可以尽情实现梦想。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敢想敢为，胆小怕事可行不通。
默多克之所以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主要在于他与传统观念不同的立场，收益来自他与传统观念的一个重要分歧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明星效应。默多克是个坚定的反君主制者，任何英国皇室的消息都让他感到愤怒，任何关于皇室成员身边心腹的新闻都让他觉得恶心。《太阳报》对英国皇室大不敬的程度同任何大众媒体都不相上下。而新闻集团滚滚的现金流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太阳报》对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持续报道。报纸上关于戴安娜王妃的新闻越多，那么报纸就卖得越好，尤其是《太阳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新闻热衷于追逐名人，那么名人也热衷于制造新闻，双方都能从中获益，默多克和戴安娜王妃就代表着两极。英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业的迅速发展正是被人们对戴安娜的热情所点燃，随着戴安娜在1997年遭遇车祸去世，英国报业也开始走向衰落。
主宰20世纪80年代的就是现金流和商人永不停歇的脚步。默多克在直觉（不是神经敏感，只是他那颗不安分的心）的牵引下前行，他知道哪些地方正在发生什么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默多克对全球媒体业的定位还不清楚，那时的媒体业也无关紧要。他当时关心的只是利润。如果银行愿意贷款的话，那么谁不借款就将错失良机。默多克的父亲就缺少这种企业家精神。默多克明白，你必须要有掌控别人钱的能力，你不去掌控，自然就会有别人去掌控。
